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就要上小学五年级了，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当了三年的“放牛倌”，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了五年级，就意味着我要离开村里的小学到远处大一点的高级小学去读书了。我将在新的学校里开始新的起点，沐浴新的阳光，拥抱新的世界。
那所高级小学的全称叫做“文师附小”，是公社里最好的学校之一。老师都是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中精心细选来的。家喻户晓的教育慈善家符国仲老师是我的班主任。在学校里，老师们像严父慈母一样的教我成长、诲我自新，在校两年受益非浅，感慨良多。
学校距离我家约两公里左右，每天往返三次（包括晚修）要走十二公里的山路，比一般部队官兵拉练的距离还要远。那一年我还未满十二岁，个子不足一米二，是妥妥的“亚健康者”。好在从小放牛走惯了山路，这点路程我能轻松以对。每天背着个小书包，一路小跑，20分钟内就可到达学校，放学后在回家的路上饿了还可以随手摘果充饥，课余时间也会捉“路西”当童趣，与放牛时的场景几乎一样。
开学不久，老师让我当上了少先大队的学习委员，肩上横着“三道杠”，这是我的第一次“当官”，内心甜滋滋的。据说是国仲老师看上了我四年级的学区竞赛成绩后向学校推荐的。那一年我的升学通知书不小心弄丢了，焦急之时是五爹带着我和我的奖状到学校班上报的名。
当我带着“三道杠”回家给母亲看时，母亲笑了，平时母亲是不拘言笑的，尤其是父亲走后，她总是忙得焦头烂额，笑不出来。
五爹也自夸了一回，说他带着我的奖状去报名是“英明”的决策。实话实说五爹是位憨厚的普通人，似乎从来都没有“英明”过。尤其是在五姩面前。这一次客观上我助了五爹在五姩面前“英明”了一回。
从那以后我的自信心开始爆棚，学习更加用功了，各科成绩稳居前三，得到符老师的偏爱，有时候上晚修课我就偷偷的溜出去看电影，老师也不怎么管。由此产生了负资产“飘飘然”。
在文师附小读书的那两年，凭着学习委员的特权我在学校的阅览室里多看了几本小说，如高尔基的《童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国内作家写的的《当乌云密布的时候》和《志愿军一日》等一批励志的书。从书中吸取营养，思考人生。我还把书中的故事讲给同学听。有一回我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故事讲给同学们听，却遭到了个别同学的异议。其中的一位是我们的班长。
班长是大队干部的儿子，读书比我晚，年龄比我大一些。那时候很多农村的孩子都是九岁了才上学，原因很多，有因穷的，也有要照顾弟妹的，也有家里需要放牛的，反正不是义务教育，上不上学悉听尊便。他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懂，是用家里的铁锅砸碎放在火炉里烧成的（大跃进时炼钢的情景），跟我讲的不一样。他说的绘声绘色，振振有辞，时间、地点、人物，我无言以对，争不过他，也许他是眼见为实，也许他是对的。有时候人说的话是不分对错的，有如“皇帝的新衣”。
记得六年级那年，快毕业了，教我们语文的黄老师要求我们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通俗一点就是“长大后你想干啥”。这是一个好题目，估计每一位小学生们都写过这样的作文。它容易引起人们的遐想，可以海阔天空的自由发挥。于是有个女同学想当医生，帮她妈治病，说医生是三朝元老，是社会的永远需要；有一位农民的儿子想当工程师，想造出拖拉机帮助他爸耕田，种出更多的粮食免于饥荒，有人说他想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战斗英雄，也有人想当火车司机和飞行员，带着家人周游世界，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班长却说他想当个革命家，他要荡平那个不平等的旧世界，救世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迷惘的我，最后却写上了想当一名作家。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记得孙中山先生和鲁迅先生和郭沫若先生都是由医转文的。
作文写完后不久我们就小学毕业了，后来的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斗私批修，上山下乡，改革开放。
那位想当医生的女同学初中毕业后嫁去了农场，割了一辈子的橡胶，却死于癌症；那位想造拖拉机的同学中学毕业后当兵去了部队，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立了功；那位想当革命家的班长凭着父亲的关系推荐上了大学，改开后又成了房地产大亨，赚钱后担心别人革他的命然后就移民到加拿大享受好山好水去了；那位想当飞行员的同学，后来成了拖拉机手，在家乡的土地上为五斗米而折腰；还有一位什么理想都没有写的同学，后来靠个人奋斗和学历造假由村官到县官，却因财色双收而进了局子。而有着作家梦的我后来却成了一名工程师，后来又成了下岗中年。
现实中人是渺小的，不论你是国王还是马夫，命运的秋千总是摇呀摇，时而将你抛到最高，时而将你落到最低。又像江河行舟，时而逆流而上时而顺流而下，不得已时也要随波逐流。命运偶尔给你一次天赐良机。也必将很贵且悄纵即逝，得之不易。假如人生让你重来一次，你还会选什么？又能选择什么？（待续）
摆渡人
2024.12.23日于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