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好事多磨诛我心
我不迷信，但有时候，你不认命都不行，我就是那种时乖命蹇的人，凡是没问题的事到了我头上就有了问题，凡是好事到我这里就会变成难事。无数次验证，屡试不爽，起码我的前半生是这样的，再好的事情，不把我折腾个三荤六素、上吐下泄不算完，这次破格提干可以说是折腾的最厉害一次。
先是按照师里的通知，让我到团卫生队（就是团一级的医院）去做身体检查，本来查完了没问题，可检查结果一出来 ，就有人打电话告到了师干部科，说给我作检查的是我老乡，检查结果是作弊的。实际上我连那个化验员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哪来的作弊？后来想想，可能是这次的干部指标极少，万里挑一，竞争异常激烈吧，不知道我挡了什么人的道，所以想把我告下来，把指标让给别人。而且打这个电话的也不是一般人的，一般的人根本不知道师干部科的电话，更别说报告不实的情况了，没有点胆子，是不敢打这个电话的。
既然有人告了，团里就得回话，就要有相应的处理措施，不能在团卫生队做体检了，根据师里的要求，团政治处决定，让我到地方的怀柔县医院重新体检。
没办法，我只好再做一次体检。第二天一早去抽血化验，次日取结果。那天早上起来，我直接到怀柔医院取结果，可拿到化验单一看，我差点儿没背过气去，上面赫然是“转氨酶”指标超标，阳性。“转氨酶”指标如果特别高就有患肝炎的可能，我在通县农机厂学习时，战友小潘就是“转氨酶”特别高，继续检查后才诊断为肝炎的。好在我只是略有点高，造成这种情况有多种原因，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转氨酶”会高了。
＂转氨酶＂指标高就是不合格，怀柔县医院就在我们团部大院的后边，但是要绕一个横的“U”形的大圈才能过去，大约2公里的样子。那天早上，这2公里我不知道是怎么走回来的，两条腿就跟灌了铅一样，整个脑袋都是懵的。刚刚走进团部大院，迎面就碰到了政治处张作良主任，他问：“立武，检查结果怎么样？”
我有气无力地把化验单递给了他。他看了看，又问我：“这个结果还有谁知道？”我摇摇头：“没有人知道，我刚取回来。”
张主任马上说：“这事先别跟其他人说，明天早上再去化验一次。”
我点点头，回去关上门，想埋头睡大觉。可是，睡不着啊，越想心里越别扭。1979年那次，有的战友就比我早两个月提干就提成了，而我晚了一步就作废了。别人早已经是四个兜的干部，我还是两个口袋的大头兵。要是真没有希望也就算了，我已经做好了退伍回家的思想准备，可偏偏好不容易来了这么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又让这破“转氨酶”给搅乱了。为什么别人什么好事都能轻而易举的获得，到我头上就这么难呢？除了文凭没有他们高，我哪一点比他们差？我心里不服气。这时候，我忽然想到了前不久有个老乡战友家属来部队探亲，大家一起聚会时我说过的一句话。当时老乡们说我“混”得好，有前途。我指着窗户玻璃上的一只苍蝇说：“我是苍蝇叮在玻璃上，前途光明，没有出路”，大家笑着说我这是“名人名言”，难道我真的是一只盯在玻璃上没有前途的苍蝇？
正在难过呢，有人敲门，原来是机关卫生室的张军医来看我，张军医是50年代入伍的老同志，是我的大老乡，我估计是张主任让他来的。他问我最近去过哪儿，有过什么活动，吃过什么，住在哪儿？他一问，我想起来了，那天在卫生队做完体检后，我直接就去《铁道兵》报社送稿子，回来晚了没赶上火车，在北京火车站的地板上睡了多半宿。
“这就对了，你肯定是受凉了，所以”转氨酶”有点高，别紧张，明天再去检查一次，应该没问题。”张军医这么一说，我一直悬着的心，放下了不少。看来关心我前途的不光是我自己，感觉心里舒服了不少。
第二天一早，我再次来到怀柔医院抽血化验，第三天去取结果，我都不敢去。勉强支撑着来到医院，看到结果，我的心都颤了：转氨酶阴性，合格！
我的老天爷啊，不带这么玩人的吧，太折磨人了，简直就是诛心啊。幸亏俺老王胸怀宽广，要是心眼小，爬到宿舍的屋顶上（平房）跳下来，摔个七荤八素的，我找谁喊冤去啊！
1981年11月，我被任命为修理连三排长，我到修理连来报到，老连长张德佑已经调任团后勤处副处长（前边说过，指导员王芳凡已经到一营任教导员了），时任连长是邵义正，指导员是关洪林。邵连长是修理连的老人，是我的老首长，非常熟悉的，关指导员虽然是从兄弟连队调来的，但由于我在团里搞报道时，经常跑连队，与关指导员也是认识的。两位连首长非常客气地征求我意见，为我安排下一步的工作，中午没去食堂，就在连部用的餐，特殊招待我，加了好几个菜，邵连长和关指导员还特意让上了革命小酒，他们说，回到修理连，就是回到了家。是呀，虽然我在修理连工作时间不长，但她永远都是我和战友们的家。
提了干部就是好呀，当年就有探亲假，我向连首长提出想先回去探亲。我是农民出身，思想意识也是狭隘的农民意识，我要让我的父母亲风光风光，他们的儿子没有给他们丢脸。我刚刚提干，还没有换服装，专门找团参谋长借了一件新的四个兜的干部军装，我就是想让那些阻止我出去的人看看，我有出息了。
到我们家的火车是晚上8：30的，父母亲和全家人都兴高采烈地到火车站来接我。回家的当天晚上聊天时，母亲就看出了我的心思，她把我悄悄地叫到一边，嘱咐我：“提了干部回来，说话办事更要低调谦虚，这才是你在部队上接受教育进步了，千万别让乡亲们感觉你变了，骄傲了，张狂了，这可不是我们家的做派。”
母亲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不亏是解放初期入党的老党员，还真是比我有觉悟，多年的政治队长不是白给的。我领会了母亲的意思，不仅仅是这次探亲，就是在以后的做人做事中，我总是能想起母亲的教诲。
且看下一回：误闯禁地关黑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