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7月9号，南昌的天气比现在还要闷热，已经快下午5点，太阳还是不肯下山，路边的树叶被烤的纹丝不动，校园里面空荡荡，身边的同学都已经陆续回家过暑假，我从学校打包行李匆忙赶往医院，奶奶住院了。

病房里面人头攒动，灯光有些灰暗，整个楼层见不到一张笑脸，每个人都看起来心事重重，空气里发出一种危险的信号，我拖着略微沉重的步伐挪到走廊的尽头，姑姑和姑父在里面等我，奶奶躺在靠墙的一张临时病床上，面色憔悴，套着一件妈妈以前在深圳给她买的廉价上衣，脸上不见了以前一见到我就会露出的奕奕神采，嘴里只是轻轻地喊了一句：“松，你来了。”

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到奶奶了。虽然我在南昌上学，但是因为学校离家有2个半小时的车程，所以我几乎每个月才回一次家，也正是在那个月，奶奶在镇上的医院里打了整整一个月的吊针，起初以为是小病，但是迟迟不见好转，医生后来发现奶奶的红细胞数量很少，于是建议去市里的大医院复查，那时候，爸爸和叔叔都在外面打工，爷爷又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人，一辈子几乎没进过城。于是，带奶奶看病的任务交给了姑姑和姑父。

姑姑和姑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初步诊断的结果，他们看起来都心情沉重。没过几分钟，一位女医生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你奶奶很可能得的是白血病。”我不太敢相信，因为我知道这种病的威力，医生让我第二天拿着奶奶的血样去江西省人民医院做最后的检查，那时候我心存侥幸，相信这是一次误诊，希望幸运和奇迹会降临在奶奶身上。

至少小时候我是幸运的。因为当时整个村里只有我们家是四世同堂。在我的印象中，曾祖母（爷爷的母亲）在80出头的时候还活跃在菜园和厨房里，头脑清醒，对我宠爱有加，而我从我记事起一直到上高中以前都是跟奶奶睡在一起，印象当中，奶奶几乎没生过病，家里的农活，无论轻重，她都不在话下，偶尔感冒发烧都在在家躺着熬过去的。

当我把奶奶的血样送到医院检查时，实验室里的医生表现的很淡定，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派送“死亡通知单”，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是一种精神上的煎熬，心里想着”奶奶的命就掌握在你们的手里“。隔了一天，我和姑父去拿化验结果，奶奶被确诊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晚期“，顿时觉得”完了“。

在我上初中以前，是曾祖母负责给全家做饭，早上天不亮就起来一个人洗米，烧柴，热水，煮粥，蒸饭，还负责准时叫我起床，但是初二以后，曾祖母的身体变得不像以前那样，尤其是大冬天起床对于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于是做饭的任务交给了奶奶。

在我印象里，奶奶喜欢“主外”。爸妈告诉我，奶奶嫁到我们家之后，过的并不开心，在我爸妈结婚之前，爷爷奶奶就已经分开住一段时间了，而从我记事开始，曾祖母和奶奶的关系就不好，双方几乎从来不讲话，暗中一直在较劲，而奶奶是一个很自立、很要强的女人，很少管爷爷要钱，也从来不乱花钱。

记得小时候，奶奶为了能给自己存点钱，做过很多又脏又累的苦力活儿，肩挑手扛，担粪插秧，这些都是她一个人干的。

除此之外，夏天酷热的时候，她会为了十几块钱走去几公里以外的苗圃给人家拔一下午的草，之后还得回来给我做饭，有时还不忘用自己的衣服包几个桃子偷回来带给我。另外，她会从田间山头割一些芦苇，然后自己编成笤帚拿到镇上的大街上卖。有几年，她还会从镇上的包装厂拉一车的包装袋，然后负责给人家拆线，拆一个包装袋只有几块钱的收入，我有时候也会搭把手，就这样做了好几年，直到后来有人说塑料袋上面有一些有毒的成分，她才没有继续干下去。

之后，奶奶发掘了一门好“生意”，去大街上卖自己种的菜，不论春夏秋冬几乎每天她都会出现在街上。虽然她每天都要起很早，施肥，除草，但是她乐此不疲，对于像她这样的农村女人来说，能够有一笔稳定的收入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而且她还可以跟其他一起卖菜的大叔大妈们一起聊聊天，而她在家里没有什么倾诉的对象。

直到她生病的前一段时间，她还是在惦记自己的那门小生意，新盖的房子后面种了一小片瓜地和很多豆角，还有几株西红柿，这些对她来说都意味着收入，那时候，奶奶会很自豪的递给我一些零花钱，我也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她的那种自豪感。对于她来说，那是她走向自立自强道路上的重要一步，但是可惜她没有走到终点。

确诊之后，奶奶换到了一间普通病房，我们一家人都都向她隐瞒了病情，她有好几次都猜到了，但是我们都给予否认，最开始的那段时间，奶奶总是闷闷不乐，她知道住进医院绝对不会是小病，她夜里总是睡不着，我也就在床边这样陪着她，陪她聊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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