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明杨定见《忠义水浒全书小引》认为：“《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小说描写了一批“大力大贤有衷有义之人”，未能“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却被奸臣贪官逼上梁山，沦为“盗寇”；接受招安后，这批“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的英雄，仍被误国之臣、无道之君一个个逼向了绝路。“煞曜罡星今已矣，谗臣贼相尚依然！”作者为这样的现实深感不平，发愤而谱写了这一曲忠义的悲歌。

      最能体现作者这一编写主旨的是宋江这一形象。宋江作为小说中的第一主角，就是忠义的化身。他的性格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忠和义的主导下曲折的发展。他作为一个县衙小吏，能“仗义疏财，济困扶危”（第三十二回），结交天下豪杰，但又有忠君孝亲、安于现状的习性。从“义”字出发，他“担着血海也似干系”（第十八回）救晁盖，也同情他们被逼上梁山，但又认为“于法度上却饶不得”（第二十回）。“杀惜”后，他辗转避难，就是不想去水泊投奔晁盖，“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第三十六回）。他劝人家落草时，也希望人家牢记“如得朝廷招安……日后但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第三十二回）。但与此同时，贪官污吏对他的残酷迫害逼着他向梁山一步一步靠近。浔阳楼吟反诗，自然的流露了被“冤仇”所郁积的叛逆情绪。从江州法场的屠刀下被解救出来后，他一方面感激众位豪杰不避凶险，极力相救的“义”，另一方面也深感到“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再难在常规情况下尽“忠”，于是他表示“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第四十一回）。上梁山后，他牢记着玄女“替天行道为主，全仗忠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法旨”（第四十二回），一再宣称：“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他坐上第一把交椅后，即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进一步明确了梁山队伍“同心合意，同气相从，共为股肱，一同替天行道”（第六十回）的基本路线。就在“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的旗号下，他带领众兄弟惩恶除暴，救困扶危；创造条件，接受招安；争破辽国，平定方腊；直到饮了朝廷药酒，死在旦夕，还表白：“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衷心不负朝廷！”（第一百回）盖棺定论，宋江就是一个“忠义之烈”（李贽《忠义水浒传续》）。自称为“书林”、“儒流”的水浒传作者，以“忠义”为指导来塑造宋江，并描写了以东江为首的一支“全忠仗义”、“替天行道”的武装队伍。至于像叫嚷“招安招安，招安甚鸟”的李逵等，只是作为“忠义”的映衬而存在罢了。

    《水浒传》在歌颂宋江等梁山英雄“全忠仗义”的同时，深刻地揭露了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一批批贪官污吏、恶霸豪绅的“不忠不义”。小说中第一个正式登场的人物是高俅，他因为善于踢球而得到皇帝的宠信，从一个市井无赖遽升为殿帅府太尉，于是就倚侍逞强，无恶不作。整部小说以此人为开端，确有“乱自上作”的意味。这样，从手握朝纲的高俅，蔡京，童贯，杨戬，到称霸一方的九州知府蔡九、大名府留守梁世杰、青州知府慕容彦达、高唐知州高廉，直到横行乡里的西门庆、蒋门神、毛太公、祝朝奉，乃至陆谦、富安、董超、薛霸等爪牙走狗，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把整个社会弄的暗无天日，民不聊生，不反抗就没有别的出路。于是，一批忠义之士不得不“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第三十七回）。《水浒传》作为第一部长篇小说，第一次如此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并揭示了“奸逼民反”的道理，是很有意义的。但作者在这里要强调的乃是这样一个悲剧：“全忠仗义”的英雄不能“在朝廷”、在“君侧”在“干城心腹”（李贽《忠义水浒传叙》），而反倒“在水浒”；“替天行道”的好汉改变不了悖谬的现实，而最后还是被这个“不忠不义的社会所吞噬。“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颠倒的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至对“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了一种深沉的迷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