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开始进行正文分享
文章共分三编一跋。
第一编 正面：讲述了曾国藩的思想轨迹。从“愤青”到“老奸巨猾”
第二编 左侧面：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第三编 右侧面：迷信与天命
跋：成圣又如何
【摘自序】对许多人来说，曾国藩的主要意义证明了一个资质平平的人，在意志力的推动下，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
第一章 曾国藩人生的五次“耻辱”
1.秀才考试被考官公开批责
21岁的曾国藩第五次参加秀才考试均落榜，第六次的时候，他自认为发挥的不错，却被学台（相当今天的省教育厅长）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获“佾生”资格则下次考试可免县试、府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没想到这一次“悬牌批责”如当头喝棒，被曾国藩视为第一次耻辱，奋发图强，终于在第七次考中秀才。又一年，他就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2.“画图甚陋”遭同事讥笑、
咸丰帝登基后，下诏“求言”。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痛斥当时的“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的官场作风，曲尽当时官场的丑恶形态。
曾国藩建议皇帝举行“日讲”，即加强学习，以本身的振作之气，扭转官场的泄沓之风，同时改革官员选拔办法，使进取之员有机会脱颖而出。
”皇帝对他提出的“日讲”建议最感兴趣，命令他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精心准备讲稿，并且画了一张解释讲堂布局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
讲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就这个水平，还充什么圣人门徒！
这固然是曾国藩准备不充分导致的自取其辱，但他的这道《应诏陈言疏》，犯了官场大忌，得罪一众官员，这也是北京官场当中看他风头太盛、锋芒太露而引发的自然反应。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因此，要成熟，要心胸开阔，要辩证地、全面地看问题。
3.批评皇帝与被“京师权贵唾骂”
批评皇帝
所有的的“上言”都被咸丰帝批复没有什么用的旨意，这让曾国藩的倍感焦急。他认为，要想挽救大清帝国，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在强烈的责任感支配下，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直言批评皇帝。他上了《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
1）一是见小不见大，小事精明，大事糊涂。
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谨于小而反忽于大”，成天把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的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苛于小节，疏于大计，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
2）二是“徒尚文饰”，不求实际。
所谓求言，并无诚意，只不过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
3）三是刚愎自用，饰非拒谏，出尔反尔，自食其言。
一开始说听取大家意见，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岂容臣下更参末议”。
“为京师权贵所唾骂”又是怎么回事呢？
曾国藩得罪了当时的朝廷的两位大人物：琦善月赛尚阿。而两位在官场上同僚与故旧很多，让他的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破洞，得罪了一批人物，导致他在在咸丰二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也正是这个原因，他在京城实在憋屈，于是找了一个江西正考官的外差，却接到母亲去世的讣闻，自此结束了他14年的京宦之地。
4.在长沙“打脱牙和血吞”
咸丰二年底，咸丰帝下诏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也就是“民兵”），以保卫乡里。但是他一到长沙，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
权力是官员们的眼珠，是官员们的生命，是官员们的精神支柱，也是官员们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得到他人尊敬、巴结、攀附的唯一资本做事不顾他人感受，不考虑他人利益。他动了其他人的奶酪，使他成为众矢之的。
风波的启发点是练兵。
曾国藩的团练兵都是些农民，当地的绿营军看不上这些人，经常寻衅。有一次双方又起冲突，曾国藩便给鲍起豹发去文书，要求要求他逮捕带头闹事的绿营兵，以杜私斗之风。
鲍起豹决意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曾国藩。他故意将几名肇事士兵五花大绑捆起来，大张旗鼓地押送到曾国藩的公馆，同时派人散布曾国藩要严惩这几个绿营兵的消息，鼓动军人闹事。绿营一传二、二传三，越聚越多，群情激愤，纷纷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曾国藩释放绿营兵。长沙城中一时大乱。曾国藩以为这些绿营军不敢攻击他这个二品大员，没想到这些人破门而入，伤了他的几个随从，还差点要杀他。
当时的湖南巡抚骆秉章与他一墙之隔，对此事听的一清楚，却装聋作哑，没有出面调解，却等到曾国藩吓的去敲他的门的时候，才假装惊讶，出门调停。
亲自放了被绑的军人，还对他们道歉，并对曾国藩说：以后打仗还要仰仗他们。这让曾国藩非常气愤。
这事被当成笑话，四处飞传。一时间，满城都是对曾国藩的讥笑之声。“司道群官皆窃喜，以谓可惩多事矣。
这是曾国藩出生以来，第一次遭遇真正的挫折。细细一想，惹不起，躲的起，于是带领募来的湘军，前往僻静的衡阳。准备卧薪尝胆，用成绩向这些人证明。
从这次经验中，曾国藩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
也正是这次的挫辱，让这个血气方刚的人，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坚持下来，才有了后半生的成功。
五、曾国藩的江西之困
湘军的意外崛起，使昏惨惨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曾国藩成了滔滔天下的中流砥柱。
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八面逢源了吧？不是。曾国藩的日子仍不好过。因为体制仍然不顺，饷项仍须自筹。湘军筹饷上的困难一如既往，曾国藩仍然经常和他人发生冲突，以致肝气上升，时常处于焦灼愤懑之中。
曾国藩需要实权，这一点皇帝心里很明白。然而，目光短浅的咸丰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以前只知曾国藩胆子大，敢于撄皇帝之逆麟。这次才知道此人本领大，以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就集兵数万，所向披靡。如果他打败了太平军后反戈朝廷，那岂不是比太平军还难对付？即使他不反戈，但由汉人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后满洲八旗的威信何在？皇帝的如意算盘是让曾国藩游击野战，歼灭太平军的有生力量。最后仍由盘踞在天京（即南京）脚下的满族将领收功。因此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没有理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这种艰难在曾国藩被派往解救江西之困的时候，表现得最为充分。
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省官僚系统负有供饷之责。其时江西巡抚是陈启迈，其人气度狭隘，寸权必争。在他眼里，曾国藩不过是一个办团练起家的在籍官员而已，地位等同绅士，要在江西吃自己的军饷，就必须对自己唯命是从。因此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而所下命令又朝三暮四，令人左右为难。
曾国藩忍无可忍，拍案而起，于咸丰五年六月十二日，以陈启迈“劣迹较多，恐误大局”，上奏参劾。陈启迈所作所为确实让人无法为之辩解，咸丰皇帝阅之大怒，立刻将陈启迈革职查办。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重复了湖南的经验，这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官员束手，反而让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行事一如陈氏，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甚至曾国藩的兵勇也被人痛骂毒打，遭受侮辱。
曾国藩在后来给朋友的信中，描述了当时在江西的情况，“江西数载，人人以为诟病。”
”又形容当时的苦况说：“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而让曾国藩“积泪涨江”的原因是皇帝的不信任，在籍之员出山带兵，本是基于对王室的忠心，不想皇帝对他如此提防，曾国藩的寒心和委屈可想而知。
在当时腐败的清政府，曾国藩一番壮志，处处受肘，可以想象，这需要多大的信念和强大的内心，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坚持与奋进。我在看到这段的时候，泪目，内心隐隐有些愤怒。
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第五次：“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的难堪经历。
就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自回到了湖南老家。皇帝当然不会批准他在家守孝三年，在回复中催他立刻回到军中。曾国藩又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一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期望皇帝会体谅他的苦衷，授予他职权。曾国藩在奏折中将官场的潜规则说得很清楚。曾国藩以为他已经把委屈和困难说得够充分了，皇帝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他这个卖命的走狗以必要的支持。
没想到，逞妇人之智的咸丰皇帝和曾国藩较上了劲。适值此时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军内部分裂，势力大衰，看起来已经指日可平，有没有曾国藩好像也没有大碍。于是顺水推舟，批准他在家守制三年，实际上解除了他的兵权。这也让曾国藩更加寒心。
而曾国藩在家的期间，他不断反思，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这也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时刻，在后来的复出，从愤青转变成老奸巨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