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非攻 中
不论一个学派拥有怎样的核心思想，最影响世人看法的依旧是它最为形而下的一面。“非攻”，正是墨家在形而下的世界为后世留下的最重要的遗产。
一、“功”与“非攻”的相互建构
春秋战国是我国史上战争最为频繁的历史时期，“据《春秋》所记的242年间，侵61，伐212，战23，围44，入27，袭l，结果灭者30，取者16，迁10；”[1]，“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2]
伴随着战争威胁的临近和战争烈度的提升，先秦墨家也在实践中，将“非攻”划分为了五个等级：
1，游说诸侯，以义动之
案例：“止齐伐鲁”，“止鲁功郑”。最低限度的“非攻”，墨家以外的人也可以做到。
是故子墨子言曰：“今若有能以义名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3]，而非“我欲天下唯墨者是从”。
2，模拟军演，以利取之
案例：“止楚功宋”。墨门独树一帜的技巧，“非攻”历史上的传世经典。
“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之守圉有余”。[4]
3，动员群众，以力非之
没有具体案例，但能够从《墨子》卷十四和卷十五中的大量文段得知。
《备梯》、《备水》、《备突》，《旗帜》、《号令》、《杂守》等[5]。在墨家看来，面对强大的侵略者，“全民皆兵”，乃至“草木皆兵”式的备战，都是非常必要的。
4，号令出诛，以彼代之
同样没有具体案例，但能够通过墨子对于“三代圣王”的态度[6]，和墨子与吴虑的对话中看出一二。
子墨子曰：“籍设而攻不义之国，鼓而使众进战，与不鼓而使众进战，而独进战者，其功孰多？”吴虑曰：“鼓而进众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7]
此处的“功”有“功劳、功德”之义，应与“非攻”中的“功”相互区分。
5，非而不得，以身守义
案例：“墨守阳城”。虽不是墨子所为，但从外界对于墨子后学“墨守成规”和“死不旋踵”等评价中足以认为在最后时刻“以身守义”，用生命捍卫墨门的信誉乃是墨者的一大传统。
“墨者巨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8]。
墨家敏锐地把握住了各诸侯国“功”的动机：“义”、“利”、“力”和“不畏‘彼’”，于是，便通过“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非为其上中下之利”、“入守”和“出诛”，逐一反驳了自我粉饰为“义战”的“大国之说”，最后，即使“非攻”失败，墨者也会通过“以身守义”的方式，向侵略者展示他们继续“非攻”的能力和决心。
二、从“非攻”看墨家
“非攻”，是先秦墨家最重要的理论遗产，标志着墨者在先秦时期最主要的社会实践，涵盖篇幅之大，所占行文之广，远非《天志》、《明鬼》、《非命》、《非乐》和《非儒》等篇目可以比拟。称先秦墨家为“先秦和平之家”，名副其实。
作为对于“功”的消解，凡是“功”所需要的，正是“非攻”所要超越的。在“道义”层面，墨子指出“功”，“非为其上中下之利”，“非攻”，“为其上中下之利”（详见上篇）。在“武器”层面，墨子则通过将尖端技术与“草木皆兵”式的备战结合，创造性地开辟出了“墨守”的先河。通过这一创造性的结合，墨子成功打造出了一支以“义，利也”[9]为价值取向，秉承“为其上中下之利”的“天志”，“入守则固，出诛则强”[10]的义军队伍。
“墨子意欲消灭一切战争”纯属戏言，但是“墨子意欲以‘非攻’这样的‘义战’”来引导和平，却是十分可信的。肩负着如此宏伟的蓝图，践行“非攻”的墨家，是一支道义至上的勇武之师，他们过硬的战斗力和兼爱生民的理念无疑给各诸侯国留下过非常深刻的印象。
而这，似乎也成就了“墨分为三”的必然。
一个军事力量超群，并且拥有自己的军事战略目的的非国家组织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而在先秦时期，这同样也是各诸侯国竭力想要避免的状况。鲁国、越国等国，与其说是器重墨子的才能而为他分封，不如说是试图通过分封，来将墨家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再不济，也足以实现对墨家的分化。当然，“子观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将听吾言，用我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粜也。钧之粜，亦于中国耳，何必于越哉？”[11]，墨子曾机智地回避了这一点，然而遗憾的是，这在墨子之后确实地实现了。
关于墨家的统战能力
践行“非攻”需要统战大量的人力，那么先秦墨家有这样的统战能力吗？
子墨子言曰 ：“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文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臭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
——《尚同上》
处在先秦时期的墨家，对先秦战乱中的国民关系有一套系统的理解。恃强凌弱，则弱国人心涣散，易于攻占。“尚同”，正是为了归纳“天下之共义”。在战争的威胁面前，归纳“受攻伐者之共义”，就成了墨者的使命。事实上，“非攻”所反对的战争，往往是墨者“杂于庸民”，“尚同”的结果。墨者“贵兼”，“为其上中下之利”，“故当攻战而不可不非”[12]。
在战乱的先秦，不发动群众，“非攻”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为何“游士百万，难非攻战”的原因。不接地气，是士族最大的毛病。但是仅靠当地的居民，想要避免“争而不得，不可谓强”[13]的结局却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实现“非攻”，墨者不仅需要“尚同于地方”，更需要“尚同于工匠”，来保证自己处在武器研发的最前沿，维持最顶尖的军事科研能力，以便先诸侯一步，模拟投入新式武器的未来战场。
在这一点上，墨家取得的成果甚至可以说是令人意外的。
公输子谓子墨子曰 ：“吾未得见之时，我欲得宋，自我得见之后，予我宋而不义，我不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见之时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见子之后，予子宋而不义，子弗为，是我予子宋也。子务为义，翟又将予子天下。”
——《鲁问》
今人皆知公输班和墨翟子在楚国较劲，以子墨子的胜利告终，却鲜有人知，不打不相识，这两人竟然在之后成为了践行“非攻”的同志。从墨子与公输子的对话中，可以得知先秦墨家拥有不俗的统战能力。连鲁班这样的狂人亦被墨子说得心悦诚服，说明至少在子墨子时期，墨家缺少人手一说，怕是天大的谬论。
既然墨门人才济济，“非攻”在先秦有被实现吗？
这里，我们得说，“非攻”不是要建立“理想国”，也不是要“消灭战争”，它并不是多难实现的目标。大部分时候，“非攻”只是反对“大国之说”的系列军事行动。由此我们便可定论，至少墨子在世之时，“非攻”非但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反而是一系列在被不断实现的行动。天下所有热爱和平的正义之士，都如同墨者一样，不懈地在“非攻”的道路上取得成功。
可惜，好景不长。最终使得“非攻”受阻的，还是“饰攻伐者”对于墨家的分化。
毕竟，“为道日损”，“损之又损”[14]。
三、关于墨子本人
墨子“非攻”，认为“大国（兼并）之说”乃“天下之巨害”，却也抑“功”扬“诛”，不对“乌托邦式的和平”抱有任何幻想，《大取》篇中“求为义，非为义也”，《非攻》篇中“天乃命汤于镳宫”、“天命周文王”等，一不“非战”，二不“求和”，充分认识到了战争之于人类社会的必要，乃是贤者为修正暴强“非为其上中下之利”的根本性需要。
“墨子是非暴力不合作的和平主义者”、“墨子意欲消灭一切战争”等过分田园化的理想主义言论纯属无稽之谈，而“墨子支持暴力统一”等言论更是对于墨学最彻底的歪曲。它们不仅忽略了墨子作为封建的宣教者积极作为的一面，更是选择性地忘记了墨子作为工匠阶层的代言人和墨门祖师，身后背负的光环。
人们都知道公输班发明了“云梯”，却不知道子墨子发明了什么。那当然是足以令“云梯”及其发明者都相形见绌的“武器”。墨子深谙“道义的‘神奇力量’”，但他更明白武器在缔造和平的过程中空前巨大，并且发展势头迅猛的作用。
防御性的武器也是武器，它们造成的伤害丝毫不亚于进攻性的武器：“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于守者也，不能此，乃能守城”。[15]
拥有这些可以大幅提高侵略者的战损比例，拥有令“大国之说”的信奉者们胆寒的技术力量，乃至打消“饰攻伐者”自以为是的念想，正是墨家能够坚持“墨守成规”的物质基础。
作为“三合为墨”，政、教、军合一的非国家组织的开创者，墨子实在是一位过于理想化的领袖。作为政治人物，他是一个身在“道义”，却又着眼“武器”的人；作为精神象征，他是一个处境贫寒，却又富甲天下的人；作为义军统帅，他是一个身在权力之中，却又没有被权力腐化的人。恐怕这，才是墨子对我们现代人来说，难能可贵的全部。
翟后无人，只缘他不同于那些热衷世袭的所谓贵族，走了，不带走冗余的风尘。
四、墨学复兴的未来
当差点成为绝学的墨家学说，再次出现在人类文明之殿堂，既意味着其有着跨越时代的超前意识，也体现了其对当今世界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16]但是，眼下对于先秦墨学的歪曲却是五花八门、譬若繁星，仿佛在我们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墨子已然贵为天子，诸子百家，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到墨门分一杯羹，真可谓是“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也犹在”啊！
以堪称海外墨学“桥头堡”的池田大作和汤因比为例，竟将墨子“爱人不外己，己在所爱中”，提倡“爱己及人”的“兼爱”理解为“舍去利己，树立爱他”[17]，把墨子“入守则固，出诛则强”的“非攻”矮化为“非战”，甚至“反对一切战争”[18]，意图抹杀先秦墨家“以战止战”的积极作为，把墨子及其后学单方面地改造成现代“非暴力不合作”的“消极和平主义”，也是让不少“和平主义者”和“国际人道主义者”小鹿乱撞、心花怒放。澄清诸如池田大作和汤因比等“汉学家”关于墨学的误解是十分必要的，尽管这会导致部分学者对于墨学的看法发生变化，但只要墨学的复兴需要我们做出必要的解释，我们便应当如此。
今天，比起是否继承先秦墨家以“非攻”为主的社会实践战略，能否继承这一战略显得更为重要。毕竟，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几经暴力统一后的社会。
五、结论
论及墨学，应当充分考虑墨子建立墨家的时代背景，尽可能避免我们作为现代人先入为主的歪曲。墨学的复兴，离不开墨家的重建，而要重建墨家，必然离不开对于先秦墨家的复制和粘贴。至于“非攻”，作为先秦墨者最主要的社会实践，不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将它如何重新实践，它都将成为现代墨家区别于先秦墨家的标志性事件。因此，我们不应忘记仍可以在先秦模式的经验中尝试借鉴。
东周是一个社会趋向统一的时期，诸侯国之间的相互吞并甚至构成了对于和平的主要威胁，分裂着实少见。西周则相反，姬氏在商的基础上分封了更多，以至于社会呈现出一派“万国有余”的景象，堪称封建历史上的井喷。
如今，社会再次响起了统一和分裂的前奏，墨家如何在这个过渡期中完善自身，以便应对未来真正的威胁，彰显“现代非攻”之于文明的价值，将是对于墨学最大的考验，而如何对待这个几经暴力统一后的社会，则是先秦墨子后学的复兴，在当前最需要攻克的难关。
最后，让我们巧取一段对联
赞美公输公和子墨子的友谊 :)
上联：子墨子止楚功宋，勇敢无畏
下联：公输公拱木成鸢，足智多谋
横批：天下无敌
脚注分割线
[1]刑兆良.《墨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史记太史公自序》
[3]《非攻下》
[4]《公输》
[5]《墨子》中有关的篇目名称
[6]详见《非攻下》
[7]《鲁问》
[8]《离俗上德》
[9]《经上》
[10]《尚贤中》
[11]《鲁问》
[12]《非攻中》
[13]《公输》
[14]《老子》
[15]《号令》
[16]黄蔼.《墨子“非攻”军事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工业大学,2016.
[17]《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18]卓光平.《鲁迅<非攻>对池田大作“和平行动主义”的启示》.井冈山大学学报.2017.
结语分割线
“子务为义，翟又将予子天下。”
——《公输》
2017.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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