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的陈志武说道：“中国学生太乖了，我们要做有个性的中国人。”

他说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教育背景是那么的单调，我们培养出来的是一个一个的工具，干具体的事可以，帮别人打工可以，但是你要做领袖的人物，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个性，没有思辨的能力。

按照工具模式化教育，最后只能让中国整个经济做制造业，但是没办法创造。

如果我们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不需要总理给我说要实现两创，要观众创新，大众创业。我们自然会把生活弄得有创意。

如果你都是跟别的大众是一样的，这个世界可以有你，也可以没有你，没有什么区别。

中国留学生的年龄是越来越低，但是国外这些非常优质的高校，他们对接受中国学生的门槛升的越来越高。

哥伦比亚的一个中国教授说，他们在考虑以后不再招中国学生。

这背后一个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第二就是跟中国的教育理念有非常大的关系。

在中国，不管我们有没有强调儒家文化，这些文化已经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我们常常在无意识中按照听话呀，顺从呀，乖呀，这些标准来培养自己的小孩。

所有这些就要把他的个性尽量给他抹平，孩子的自我意识刚刚萌生出来，立刻就给孩子扣上一个叛逆的帽子。谁谁谁又叛逆了，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句话。

陈志武1962年出生在湖南农村，他成长的年代是将顺从与沉默放大到极致的年代，隐藏个性是必备的成长技巧。

陈志武所反对的中国式教育，也正是他经历的。他说他做教授做了26年，带过很多国家的学生，感受深的就是中国的学生一般都比较乖。做一些基本的研究还可以，但是一旦要表现，要表述要演讲，然后做非常突出的别人想不到的研究这些方面，中国学生在这方面就要差很多。

有这样一个故事，三个学生到硅谷一家公司里去实习，一个是美国学生，一个是印度学生，一个是中国学生。结果暑假实习两三个月下来，学到的东西最多的是中国学生。

中国学生做得很扎实，学的东西很多，不怎么讲话，表现就很乖。而印度学生，尽管专业的水平不是很高，踏实的程度也不一定像中国学生这么高，但是印度学生一有什么事就会质疑，会提问。

尤其提问开会的时候，小组交流的时候，印度学生总是发言很多的。

美国学生就是最本分的，把他该做的事都做完，然后下午五点钟一到，就离开了。然后表达这方面，他可以讲上5分钟。

这三个学生，印度学生做完暑期实习之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记住这个印度学生，但是没有人记住中国学生。

事实上在硅谷的各大创新科技公司里面，印度人占的比例也相当高，尤其是做CEO，做高管的印度人远远多于中国人，就是因为他们那个表达力比中国人强。再一个他们从小受到的乖，听话，孝，这个约束很少。

在美国你看现在谷歌的CEO，微软的CEO，甚至于日本的软银，还有花旗集团的前不久的CEO，都是印度人。在这个级别的全球大公司里面，从中国去的，坐上那个CEO的位置的可以说很少。

而中国人可以做些硬功夫，干苦活。

大概5年之前，美国这些主要商学院，有12个商学院都在找院长，其中这12个商学院 最初的聘书，都是给了印度人，没有一个是给中国教授。

我们中国父母一向奉行沉默是金，会觉得你太声张自己，你太突出自己，不如把精力放在扎扎实实的硬功夫上面。

如果我们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一辈子过得幸福的话。做的第1个安排就是尽量提供条件，让他们真的是追求自己的兴趣。

因为让一个人一辈子去做一件自己没有感觉的工作，每天都会很辛苦的。而且对于社会来说，这是一个资源的浪费。如果每一个人做的事都是他喜欢的，他有激情的，这样一来的话，哪怕是做这个工作，每天做16个小时，他会很喜欢的。

他每天做的工作，实际上不是工作，是一种爱好，是一种陶醉。所以如果整个社会。都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不仅仅把每一个人的幸福感的水平达到了顶峰，而且每一个人的创造力的潜力，最有可能被发挥出来。

因为我们如果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不需要别人，不需要总理给我说要实现两创，要万众创新，要大众创业。

我自己有这个本能，因为这个是我本来就喜欢的事。

创业创新4个字改变了中国。在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同时，产业结构调整为经济转型出了个难题。

在陈志武看来，没有优秀的人才，创新也只是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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