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蕤《长短经（反经）》卷32卑政诗解1有理无益于治君子不言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乱所由生

题文诗：

刘厉有云: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

以其高于,万物之上.灯烛至微,至小而世,

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昭日,月之四蔽.

由是观之,政之贵卑,久矣是以,先生设官,

分职共治.淮南子曰:济溺人以,金玉不如,

寻常之缠.韩子之曰:百日不食,以待粱肉,

饿者不肯.故曰疗饥,不期鼎食,拯溺无待,

于规行也.此言政贵,卑以济事,何以言之?

韩非曰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

今为众人,法而以为,上智所难,则人无从,

识之矣故,糟糠不厌,者不待粱,肉而饱短,

褐不完者,不须文绣,而好是故,治世之事,

急者不得,则缓者非,务也故今,所治之政,

人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

之所难论,则其于人,过远矣是,知微妙之,

言非人务.故尹文子,曰有理无,益于治者,

君子不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不为.

故君子所,言者不出,名法权术;所为不出,

农稼军阵,周务而已.又曰小人,所言之者,

极于儒墨,是非之辩;所为之者,极于坚伪,

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明主诛之.今世之人,

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

独行之贤,不足成化;独能之事,不足周务;

出群辩不,可为户说;绝众勇不,可与正阵.

凡此四者,乱所由生.故曰为善,者使人不,

能得从为,巧者使人,不能得为.此者独善,

独巧未尽,巧善之理.故所贵圣,人之理者,

不贵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也.所贵工倕,

之巧者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

文子曰夫,先知达见,人材之盛,而治世不,

以贵于人.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溢,

而明主不,以求于下.傲世贱物,不污于俗,

士之抗行,而治世不,以为人化.高不可及,

不为人量;行不可逮,不为国俗.故国治可,

与愚守而,军旅可与,怯同不待,古之英俊,

而人自足,因其所有,而并用之.文子此言,

以为圣人,不可以用,先知远见,博闻强志,

傲世贱物,三事化天,下百姓使,皆行此道,

用为风俗.今但任其,风土化以,农稼军阵,

曲成于物,俯同于俗,非贵于独,能独勇者.

【原文】

　(刘厉云：“日月至光至大，而有所不遍者，以其高于万物之上也。灯烛至微至小，而世不可乏者，以其明之下，能昭日月之四蔽。”由是观之，政之贵卑也久矣。是以先生设官，分职而共治耳。)　　《淮南子》曰：“济溺人以金玉，不如寻常之缠。”韩子曰：“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饿者不肯。”(故曰：疗饥不期于鼎食，拯溺无待于规行也。)此言政贵卑以济事者也。何以言之？韩非曰：“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为上智之所难也，则人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厌者，不待粱肉而饱；短褐不完者，不须文绣而好。以是言之，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务也。今所治之政，人间之事。夫妇之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智之所难论，则其于人过远矣。是知微妙之言，非人务也。”　　(又曰：“世之所谓烈士者，离众独行，取异于人。为恬淡之学，而理恍惚之言。臣以为，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夫人生必事君养亲，事君养亲，不可以恬淡之人，必以言论忠信，言论忠信不可以恍惚之言。然则恍惚之言、恬淡之学，天下之惑术也。”又曰：“察士而后能知之，不可以为智全也。夫人未尽察之也，唯贤者而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也。”)　故《尹文子》曰：“凡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不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不为。”故君子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阵，周务而已。

(又曰：小人所言者，极于儒墨是非之辩；所为者，极于坚伪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诛之也。)　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辩欲出群，勇欲绝众。夫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辩，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正阵。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也。　　(故曰：为善者，使人不能得从；为巧者，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善、独巧者也，未尽巧善之理。故所贵圣人之理者，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也。所贵工倕之巧者，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文子》曰：“夫先知达见，人材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贵于人。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人智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于下。傲世贱物，不污于俗，士之抗行也，而治世不以为人化。故高不可及者，不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以为国俗。故国治可与愚守，而军旅可与怯同。不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并用之也。”议曰：据文子此言，以为圣人不可用先知远见、博闻强志、傲世贱物三事，化天下百姓，使皆行此道，用为风俗。今但任其风土，化以农稼军阵，曲成于物，而俯同于俗耳，非贵于独能独勇者也。)

【译文】

［刘安在《淮南子》中说：“太阳、月亮是最光明、最伟大的，然而却仍有照不到的地方，是因为它们高悬在万物之上的缘故。油灯和蜡烛虽然非常微小，但世上却不能缺少它，因为它的光明能照到太阳、月亮所照不到的犄角旮旯。”由此看来，治国以能普遍实行为贵，是由来以久的道理。所以古代圣君设置官吏，使他们各司其职，从而达到合作共治的目的。]　　《淮南子》上说：“救助溺水的人，给他金玉等珍宝，不如给他一根平常的绳子。”韩非子说：“很多天吃不上饭的人，让他等有了黄粱米饭和肉食之后再吃，饿着的人一定不同意。”［所以说治疗饥饿，不寄希望于宝鼎煮出的美味；拯救溺水的人等不到行步端正的慢性子。]这就是说，治理国家以浅近易行为贵，才能把事情办好。为什么这样说呢？韩非子说：“人们所说的智谋之人讲的微妙高深的道理，即使是智力较高的人也是感到难以理解的。现在为普通人立法，却尽讲智力较高的人也难以明白的道理，那么普通人也就更无法弄明白了。所以糟糠都吃不饱的人，是不会等待有了黄梁米饭和肉食后再去吃饭的；连粗麻织的短衣都穿不上的人，是不须有了绣花的绸衣才喜欢穿的。由此说来，治理国家的事，急迫的事还解决不了，可以缓一步的事情就用不着去做。

[韩非子还说：“现在人们所说的英烈之人都是些与众不同。行为怪僻的人。他们标举恬淡的学问，讲些恍惚的道理。我认为恬淡，是无用的道理，恍惚是没原则的说法。人生活在世界上，一定要侍奉君主，孝养父母。侍奉君主，孝养父母是不能用恬淡无为之人的，必须用讲究忠诚信义的人。而讲究忠诚信义就不能恍惚。可见恍惚的道理，恬淡的学问，都是迷惑人的邪术。”韩非子还说过：“非要考察别的人怎样做才能明白，就不能认为他有完全的智能，因为人是考察不完的。有才德的人才能做的事，是不能当做取法的标准的。]

所以《尹文子》说：“凡是虽有些道理却对于治国没有帮助的，君子不去谈论它；虽然有能力但于具体事情上没有好处的，君子不必去做。所以君子所说的道理，不越出名法和权术的范围；君子所作的事情，不超出种田务农，行军布阵的事情。这就是说，合于急用的才努力去做。

[所以说：小人所说的都是关于儒家、墨家孰是孰非的争论，所做的都是些固执、偏激、伪饰的行为。这不过是追求名声而已，所以英明的君主要诛杀他们。］

现在世上有些人，品行想要比所有的人高，办事要比所有的人强，能言善辩想要出群，勇力想要超众。但是，出众的品行却并不能教化人民；超众的办事能力并不能合于急用；杰出的口才也不能挨门挨户地去游说；过人之勇，却不一定能和大家一起去行军打仗。总之，这四种超众之处，不过是产生祸乱的根源而已。

［所以说，行善的，使人不能随心所欲；弄巧的，使一般人不能插手。　　这独善、独巧的人，其实也未穷尽巧和善的道理。所以应该以圣人之理为贵，不以一人独自治理为贵，以能和大家一起共同治理为贵。应该以工捶的巧技为贵，不以一人独巧为贵，而以能有和大家一样的巧技为贵。《文子》说：　　“先知先觉，通达的见解，这是人材的过人，但太平盛世，不把这当作比别人珍贵的东西。广博的知识，超人的记忆力，能言善辩的口才，这是人聪明智慧的流露，但是英明的君主不把这当作要求臣下的标准。做视一切，轻贱别人，不受流俗的污染，这是士大夫的高尚的品行，但太平盛世不把它当做教化百姓的标准。所以，那些高不可攀的表现，不能做为衡量百姓的标准。　　那些一般人比不上的品德，不能当做一国的风俗。所以国家太平，可以和愚人一起守成；军队强大，可以和怯懦的人并肩作战。用不着等待古代英俊杰出的人物出现而人可以自我充实的原因，就是按他们所现有的品质、能力兼容并用他们而已。”《文子》这些话，是认为圣明的君主不能用先知远见、博闻强记、傲视别人三事来教化天下。假如让百姓都把这作为行动的规范和风俗是行不通的。如今只要随其风土人情，以务农耕稼、行军作战为教化，娓婉地附合众人，随同流俗而已。而不是以独能独勇为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