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几位先人画像

袁俊宏

我的几位爷爷已经逝去多年，可我时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他们，那种速写的样子。

三爷学做木匠，做了一辈子木匠活的三爷到老家里连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都没有，甚至连一个小马扎一截胳膊长的木头也找不到，三爷将能看得见的木头，全部做成各式各样家具送亲戚或卖了，就差将自己的胳膊腿当木头锯下做了家具。他总想着给自家做家具的机会比木头多，等他终于有了时间时，他已拉不动锯举不起斧子推不动刨子画不直线套不上榫了，况且，也没有木头了。

三爷到底做了多少件家具，他说不清，碰到有人问起这事，他便说，九沟十八岔有多少人我就做过多少件家具。如今，三爷的头发掉得只剩下了几根，可三爷口袋里卖家具挣的钱，从他洗手不干那天起就分文不剩了。没到过三爷家的人都说三爷是村里给自己做棺材最早的人，三爷说家里现在连巴掌大的一块木头都找不到还棺材呢，死了就一了百了管他怎么埋呢，那是儿女们的事，咱管不着，人家即使用炕上的烂席子卷得扔到沟里喂狗有意见你也没法提。三爷的三个儿子我的三个叔叔听了三爷的话，当即将院子外面一棵三爷年轻时栽下的杨树连根挖了，找人给三爷做了一副棺材，放在三爷时时能看得见的炕边。三爷什么也没说，这儿摸摸那儿敲敲，眉头忽舒忽皱。有一天趁家里没人还偷偷掀开盖子躺进去试了试，然后躺到炕上，又看了一眼伸手就可够得着的棺材，永远睡着了。

四爷是他们弟兄八个中唯一识几个字的人，因为识几个字太爷让他参了军，寻找另外一种出路。四爷是他们弟兄之中走得最远的一个，一直扛着枪走过了鸭绿江。可他还没弄清东南西北方向，还没来得及放上一枪，不知从什么地方飞来的一颗子弹一头钻进了他的腿骨，就如钻进肉里的蚂蟥。前进不了就只好撤退，他就这样又被抬过鸭绿江，一路抬到了后方抬到了家乡。虽然他没尽一点力，还给国家增添了不少负担，但国家没有把他忘记，在搬兵回营后特意找到他，还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可那伤疤似乎从未痊愈，一直纠缠了他一生。

实行市场经济后，因腿有残疾，在单位的调整整合中他成了个多余的人，被迫退休了。为此，四爷气得脑血管爆裂，差点要了性命，好在抢救及时。可四爷只保住了半条性命，另半条完全瘫痪了，得靠一根木棍支撑。家人找四爷的单位，希望给四爷的后半生一点经济援助，可到门口一看，原单位已改嫁了他人，看门的老汉连门都不让他们进。为给自己看病，四爷花尽了几十年的积蓄，又变卖了单位分给他的两间平房，一无所有离开家乡的他最后带着一身病回到了家乡。

一年深秋回家探亲去看他，见他拄着一个木棍，歪歪斜斜地站在房门口望着天，天不是很蓝也没有云，空空洞洞，那根木棍仿佛是他活着的唯一支撑。我拿出一盒吉祥兰州烟让他抽，他没说话只看了我一眼，似乎并不认识我，然后将头扭向了一边，这时我很真切地听到了他的肺叶像一个被拉烂了的风箱在响。这是那个曾经让我敬重的四爷留给我的最后形象，我转身连村口还没走出，四爷便倒了，彻底地倒了下去，和他一同倒下的还有那根木棍。

木棍还是那个木棍，被人扶起立在门口，而他则被埋到了地下，身上压了厚厚一层黄土，似乎是怕他翻身起来，嚷着要去看病。

在吃糠咽菜的年月，七爷的胃口很好，可那糠就菜的日子严重伤害了他肠胃的感情。刚吃上白面馍馍和肉时，七爷的肠胃出了故障，糜烂的胃吃什么都皱眉，癌变了的直肠，似乎总有吐不尽的血泪史。医生不让他吃肉，说吃肉会要了他的命，可七爷偏吃。家里人不给，他就到集市的馆子买着吃，这样的代价是吃一次肥肉拉半盆子血，即使将脸上的血丝全拉完了他还吃。家人亲戚劝他说，命要紧。可七爷说，我这辈子就没吃过几顿肉，要死了，享不了别的福享个口福不行吗？他始终没放弃对肉的热爱。

一天，七爷数了数口袋里的零钱又到集市上饱吃了一顿，然后心满意足地抹了抹嘴，了无遗憾地用一根牛缰绳将自己挂在了自家烤烟房的横杆上，用一根绳子给自己的人生挽了一个死结。等家人发现时，他已如一片烤干了的烟叶一样。这次他没有拉血，不拉血就没有痛苦，听说七爷走时一脸平静。

八爷是爷爷弟兄中最小的一个，年龄小个子小的八爷因扛不动炮弹，便从部队转业到一个煤矿当了一名挖煤工人，这一挖在大山的肚子里挖了二十年，挖出的煤无一例外都是黑色的，只有他的头发越洗越白。八爷说比井下还黑比煤还黑的是他的肺，因此，不到退休年龄的八爷被肺拉响的警报逼得从地下退到了地上，从煤矿退到了家乡，成了村里唯一一个拿工资的人，一个住在农村的工人阶级。

在村里，他最见不得别人家烧煤，谁家的烟囱一冒煤烟，他就不由自主地咳嗽，不由自主地找药吃，仿佛那白药片就是他的白衣天使。

外公的家在河之西，我家在河之东，河叫茹河。小河如刀将根脉相连的山川一刀切成了两个省，河之西是宁夏的固原，河之东是甘肃的镇原，虽都有个原字，可原跟原不相连。尽管我常可听到外公家的鸡打鸣，外公抬头就能看见我家烟囱冒的烟。

家在民族地区的外公为跟民族同胞共融共生，便在他那汉民的头上特意戴了一个白帽帽，不认识他的人很难分清他是回民还是汉民，他就这样混淆视听了一辈子，一边像汉民那样耕种，一边像回民那样贩羊皮做点小营生，一生两手抓两手都没松过劲。所以，他的口袋什么时候都少不了几个硬币，想起那硬币，我就不由自主地激动。七十七岁那年，扛不动犁背不动羊皮的外公歇了手脚，准备每天在阳面山坡坡晒着太阳抽着烟享几天清闲，却查出了胃癌，且早已过了可能挽救的底线。那些天，他整日躺在炕上除了满头大汗地喊疼，连一根面都无法下咽。到连汗也没得流连痛也感觉不到时，他掏出一个钥匙，将只有他打开过的一个木箱打开，将满满一箱子的毛票和硬币，一张张一个个分得一分不剩，然后如卸掉了一生的负担，长长出了口气，撒手而去。母亲一边哭着一边将分得的四个袁大头装进了外公的老衣口袋。一辈子口袋没空过的外公这次也不例外，而且带的是那种吹口气就能听到响声的银元。我不知道听见这响声，地府的大鬼小鬼们会不会高看他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