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鹤岗，出了火车站，再也不怕被人住遣返回原籍了。可新的困难又来到。我们十八口人住哪儿啊？那时不像现在，可以租房子，那年代没房子可租。伯父那时住宿舍，于是就和他的工友们商量，在他们宿舍挤一挤，把父亲及家族的男性先安排进去。好心善良的工友们，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们的帮助，我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在此，我要向当年的工友叔叔大爷们说声：谢谢你们！祝你们这些好人一生平安！伯父又为家族所有的女眷及孩子们暂时借了一间宿舍，就这样凑合着住着。吃饭问题是一件大事，除了伯父从食堂拿回点，就是奶奶和母亲去食堂等人家吃完饭后，拣工友们吃剩下的，或者人家倒掉的饭菜。
18口人在一起没住的、没吃的，给伯父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父亲决定找工作。那时找工作不像现在有媒体传播，那时找工作渠道很窄。他决定去伯父矿上采煤。伯父坚决反对，下矿采煤这种高危险工作根本不适合父亲。伯父认为，父母带着我们四个孩子，一旦他下矿有什么不测，这一堆孩子咋办？父亲只适合务农。于是，经多方打听，伯父听说有一个叫于德公社的菜队正在招工。他建议我家六口到那里去。三叔一家留在鹤岗，三叔在矿上继续采煤。爷爷、奶奶、伯母（伯父在40多岁时续娶的，一位善良温柔的伯母）、大哥、表弟、三姑她们娘俩留在鹤岗，留在了伯父身边。
一个晴朗天气，父母带着我们从鹤岗站坐上火车，到鹤立站下车，准备去于德公社。从上午等去于德公社的客车，一直等下午三点多了，还没有车去于德公社。我们就这样一直等着……不知是因为那时候的交通落后，还是老天有意难为我的父母？大半天过去了，一直没车。眼看着太阳慢慢西下，父母有些焦急，也许是因父母没有文化，不识字，再加上来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环境，父母根本不知道于德公社在什么地方。真是两眼一抹黑啊！父亲这时显得十分焦虑不安，他感到走投无路了，便毫无道理地埋怨起了母亲，“你说弄这些营生（指孩子）怎么治？”意思是嫌孩子多，太累赘了。而母亲却坚定地说：“孩子再多我也都带着！”父母继续吵着。这时，朝我们走来父子俩，儿子很年轻，父亲大约50多岁。也许是我父母的争吵声引起的老者的注意，他走过来先是一翻劝解，了解吵架的起因后，建议父母说，“天都这么晚了，你们还不知道于德公社在哪里，我看你们还不如去宝泉岭，那里也有招工。”“宝泉岭在哪儿？”父亲问道。于是，他告诉我的父母在哪里上车。父亲获得了一个救命的信息，如实照做。父母千恩万谢地谢过恩人，带着我们坐上去宝泉岭的车。
我们来到的地方是东北农垦总局下设的一个叫宝泉岭的国营农场。当时农垦总局下设总场，分场，生产队，这三级管理。我们在农场的招待所住了一宿。紧挨着招待所的是一个职工食堂。于是，父亲领着我们去食堂要饭。我们和父亲在食堂吃了饭，那些好心的山东日照支边青年，又给我们拿了不少馒头。在吃饭时，父亲问他们哪里有招工用人的？那些青年告诉，去农场劳资科办理，下边生产队都用人。父亲谢过那些青年，立马跑向劳资科。但劳资科的人说，现在场部地区单位不需要人了。场部地区单位不是农业单位，都是工副业单位，相对农业单位好些。父亲说，什么单位都行。于是，劳资科给父亲开了一纸介绍信，让去一个叫“三分场”的地方。
马车一路北行，大约三个小时，终于抵达三分场。可是，当我们抵达三分场时，人家拒收，说人已满。父亲有些激动，争辩着：“明明是你们上级介绍来的，怎么不要我呢？”在父亲的执意要求下，终于给分到了三分场四队，一个生活条件最差的、靠近大山的、最边远的、仅有三、四十户人家的生产队。
还得继续向北走。马车走在只有两条车辙印的、不是路的路上，就像走在草丛里。路两边旁是一人多高的蒿草，当马车经过时，撞开它们，它们又弹回来，不时抽打着车上的人。车越向北行，母亲感到阵阵凉气袭来。马车走了大半天，也没有看一个人或一个村庄，看到的只是那荒凉的茫茫草原和高高的树木，还有一墩墩的灌木丛。母亲一时适应不了这巨大的环境差异。在那茫茫的荒原上，马车要把我们拉到什么地方去呢？母亲心里感到一阵悲凉，一丝恐惧掠过母亲的心头。颠簸的马车继续向北方前行着……
终于，在天色昏暗下来之前，马车到达了四队。我们总算有了落脚之处。队里分给我们一间简易的拉哈辫房子。这是当时东北常见一种简易房。按照要建房子面积大小，用木桩相隔一米，楔在地上，再用杨草拧成直径10多厘米粗的草绳，在大泥里蘸匀，编在木桩上，就形成墙了。房盖二层棚就地取材，用草和木头搭建。全家人住进去了，尤其是我们4个小孩非常高兴，因为有自己的家了！父亲那时定的是固定工，每月有24块钱的工资。母亲干的是临时工，计件工资，每完成一个定额，一块两毛钱。
60年代初的北大荒生活是异常艰苦的。我们来到了北大荒，来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蛮荒苦寒之地。一切从头开始。简陋的屋子里，一进门就是一间厨房，和厨房一墙之隔是一铺炕。锅灶连着炕，这是为了取暖。炕是裸炕，没有炕席。俗话说：“炕上没席，脸上没皮”。母亲只好用队里的破麻袋铺在炕上代替席子。那时，正是大豆长出两叶，农时正忙，父母立刻投入了生产劳动中。
在那个年代，交通、通讯、生产力都十分落后。我所在的四队，去场部是没有公交车的。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队里的一辆马车。这辆马车不是随便载人的，是专门去场部给队里拉生产资料的。如果谁家需要点生活资料，就托赶马车的人捎带。从四队到宝泉岭场部是60里路。从宝泉岭场部到鹤岗伯父那里也是60里。如果想坐车去鹤岗，一是先坐马车到宝泉岭场部，那里每天有一班车去鹤岗的；二是先步行30里路到尚志村，再搭萝北去鹤岗的一班车。
那时，去鹤岗的还有一条小路，就是从尚志村往西，走过梧桐河上的吊桥。那条小路都是山路，叫石头庙子，据说是日本鬼子占领东北时修的。为了节省车费，父亲当年去鹤岗伯父家，经常走那条小路。那条小路到伯父家，至少有100多里，而且沿途没有人家，只有一个林场。走那条路是非常危险的。一条羊肠小道，两边都是高大的树木。那时的环境都处在原生态，野兽出没是常有的事。而且，被野兽伤到的事也是屡屡发生。父亲每次走这条路去鹤岗伯父家，母亲总是十分担心。直到父亲平安归来，母亲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大哥和奶奶，就在这条山路上，来回走过3趟！奶奶当年用她那一双被裹过的小脚，丈量着这100多里山路啊！
1960年寒冬的一天，一个16岁的大男孩——大哥，带着一个7岁的小男孩——我的大表弟去鹤岗。早晨从4队出发，还没走到一半的路程，天色已晚。北大荒冬天特别短，冬至那天，不到3点就落太阳了。大哥带着表弟，往前走着，眼看着太阳西下，路程还没走一半，走到了一个前不招村后不着招店的路段。怎么办？看着眼前的大表弟，焦急恐惧向大哥心中袭来。大哥后来回忆说，“眼看着要落山的太阳，看着面前冻的瑟瑟发抖的表弟，他感到危险正向他们袭来。表弟要是被冻死了，或有其他不测，我怎么跟奶奶说？怎么跟大姑交待？”16岁的大男孩此时感到了绝望！正在大哥焦急绝望之时，一辆汽车从后面驶过来，好心的司机师傅停下车，“小伙子，天要黑了，你们俩要干啥去啊！”“俺去鹤岗，想去宝泉岭坐车。“啊？天快要黑了，这么冷的天，你们啥时候能走到？这里经常有野兽出没，不怕让狼吃了？我拉你们到宝泉岭坐车去，快上车吧！”天无绝人之路啊！大哥遇到了救命恩人！50多年后的今天，每当大哥提起那件事，还心有余悸。每当提起那件事儿，大哥心中充满了内疚。内疚的是，当时因心里只有恐惧，都没来的及问一下司机师傅的贵姓，甚至都没有向司机师傅道一声谢！在此，我代表大哥向当年那位不知姓名的师傅，表示深深的感谢！表达藏在大哥心中50多年这迟来的敬意！
1960年的夏季是麦收的季节（宝泉岭麦收是阳历7月末）。天似乎漏了，整天哗哗地下着大雨。50多年以前的雨量真是丰沛，地里已经出现了积水，下陷。一台拖拉机已经拉不动康拜因了，因为下陷的厉害，两台、三台也拉不动了。这时就需要人工上了。父母都参与了割麦子的劳动中去。每天起早贪黑，在地里忍受着下陷的劳累。两脚踩在过膝盖的泥里，每向前挪一步，费尽全身的力气才能拔出一只脚来。同时忍受着蚊子、小咬、瞎虻的叮咬，每天都是以这种方式在劳动，在收麦。每到傍晚收工时，回到家了，母亲都是累得筋疲力尽。尽管如此，坚强的母亲还是一天不落的继续干着，为了多挣点工资，一天都不舍得休息。母亲干活的速度、效率，超过了父亲，超过了队里的许多男人。母亲没有别的祈求，只想多挣点钱，让自己的孩子们穿得暖一点，吃得好一点。难怪当时的邻居大叔大婶们看到母亲如此干活，都带着羡慕和赞扬的口气说：“二嫂，你真恶（能干），这么多老爷们都干不过你！”
艰苦的麦收结束了。秋天悄无声息地来到了。60年由于下霜早，地里的玉米大豆很多没有成熟。玉米粒成了瘪子，大豆的豆荚瘪着，带着尚未成熟绿色的。我所在的队里粮食大幅度减产。虽然粮食减产和我们吃供应粮关系不大，但那时粮食供应标准非常低，基本上都不够吃。所以减产并不是好兆头。
秋收开始了，母亲一如既往地干着繁重的活计，依然起早贪黑地劳作着。割大豆、掰玉米，母亲无论干啥活在质量上、效率上都是第一，都不输男人。母亲无不是在挑战着自己身体的极限。上级要求，不管粮食成与不成，一并收起，那些不成熟的玉米和大豆可以用来喂牲口。
六零年的冬天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季。大雪伴着凛冽的西北风，铺天盖地地刮着。分不清天地，整个世界一片白茫茫。大风发出了呜咽声，整个天地，显得更加威严而恐怖。这就是当年北大荒冬季几乎天天刮起的“大烟炮”。
我们卷缩在被寒风刮的、几乎是摇摇欲坠的拉哈辫房子里，每天冻的瑟瑟发抖。四处透风、门窗不严的房子，根本抵挡不住寒风侵袭。于是，母亲找来废旧的棉花套子来塞缝隙。到处都是缝隙，怎能塞的过来呢？幸亏那时的林木资源丰富，山里、河边到处都是柴火。母亲便把炕烧得热热的。即使这样，每晚屋里的温度都在零度以下，当年北大荒冬季的夜晚是那么漫长，那么寒冷！有几次脸盆的水忘记倒掉，都结成厚厚的一层冰。
粮食供应标准太低了。60年冬季至62年，职工每月27斤，初中以上学生21斤，家属18斤，周岁幼儿7斤。每人每月2两豆油。粮食并不是全部面粉，其中有玉米面，玉米碴子。再加上没有副食，很显然是不够吃的。为了节省粮食，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大约早10点，晚3点），全家都处在饥饿寒冷中。无奈之下，母亲便私自去把原本喂牲口不成熟瘪瘪的大豆荚（我们叫它青饲料）弄下来，剁得碎碎的，掺入少量的面粉，烙成饼，尽量让我们四个孩子吃饱。母亲和父亲仍然不舍得吃。豆荚吃光了（因那时大家都整），父母又去弄那些不成熟的玉米棒，连同玉米芯一起磨碎了，用水浸泡，沉淀下来一些所谓的淀粉，掺点玉米面蒸成窝窝头。母亲做饭，我烧火。烧火柴是豆秸，偶尔从燃烧的柴火中掉出一个豆粒，我立马拨了出来，捡起来放到嘴里咀嚼，感到味道是那么香甜！于是，每次烧火，我多么希望有更多的豆粒出现啊！灶堂的火苗跳跃着，映照在我稚嫩的脸庞上，闪烁在期盼的目光里。
我永远忘不了在那三年困难时期，父母为我们吃的苦，遭的罪，受的累。父亲是一个勤劳、善良、忠厚、节俭的庄户人。这种性格伴随了父亲的一生。曾听母亲说过，在“大家”过日子时，每逢过年过节，全家人在一起吃顿饺子，那时已经很奢侈了。每到这时，父亲就去吃煎饼。母亲又气又怜，曾多次数落过他，但父亲仍不改初衷。父亲说，本来东西就欠缺，我不吃省下点，别人就能多吃点。我们住的拉哈辫房子，四处透风（因为门窗不严、墙体太薄）母亲就把拉哈辫房子的墙体里外抹泥。把二层棚再铺上厚厚的“麦余子”（不成熟麦子的壳）。母亲又把炕面、锅灶扒掉，重新砌好（因为烧了一年了，里面挂满了太多的灰，烟火不畅通引起炕不热）。俗话说，炕热屋子暖。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为了冬季屋里更暖和点，母亲年复一年，都用了此办法。母亲在干这些活计时，显得比父亲得心应手。那几年的冬季，父母并没有“猫冬”。为了多挣一点钱补贴家用，他们把队里种的蔴（一种用来搓绳子的天然纤维植物）拿回家来扒皮，白天扒着，夜晚在油灯下继续扒着……
经常受到饥饿威胁的我，小小年纪已经有了防范意识。听说队里食堂被大雪掩埋的一些不好的白菜不要了，于是，我和小伙伴们拿着筐，扒回家来补充过冬的食物。因为没有手套，徒手去扒，十个手指全部冻伤。我熬过了几昼夜钻心的剧痛，手指慢慢脱皮了。
在冬天，我和二妹拉着爬犁（有时也是肩抗），去河套，或者去山上打柴。一个冬季，我俩竟拉了像小山似得两个柴火垛。记得有一年冬天，由于工作需要，父亲去山里伐木了。队里为照顾我家，允许给我家拉一马车木头烧柴，需要花2元钱。我和母亲谢绝了。因为那2元钱相当于我一个学期学费呢。那些年烧柴都是我和二妹冬天用爬犁拉回的。拉回稍粗的劈成拌子，整齐的垛起来。看到那些整齐的拌子垛，心里很有成就感。那时虽是国营农场，但根本没有周六周日，除非下雨天休息。所以大人没有时间整柴火。因为拉柴火，我的脸、耳朵，脚后跟（因鞋后跟漏了，灌进了冰雪）全都冻伤过，经历了剧痛、脱皮。也许是上苍的怜悯，我竟不治自愈了，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春天化冻了，父亲结束了山里的伐木工作，回到了我们身边。给我们带回来一大堆，托人制作的，一种叫王八骨头的木头的玩具，还带回来八十多元钱！我们当时别提多高兴了。后来听母亲说，那八十多块钱都是父亲从嘴里省下的，在林场，父亲不舍得吃细粮，只吃大碴子粥，窝头，咸菜。
夏天的周末，是充实而快乐的。我完成作业后，就去开荒地里干活。在活干完的前提下，就可以去钓鱼。那时小河里、泡子里柳根鱼很多，我每次都能钓10多斤呢！
就这样，在父母勤奋苦干下，生活稍有点好转。很多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都是自力更生自己制作。钉桌子板凳，钉箱子。母亲后来学会了编炕席，编筐篓。二妹也学会了，还编得有模有样呢。
艰难的日子，总是感觉过得很慢。尽管如此，1961年的日历已经翻过。
自从三姑回老家后，奶奶就整日寝食难安，时刻惦记着三姑在老家的情况。惦记着三姑的安危。无奈，在1962年的初夏，大哥带着爷爷奶奶和大姑家的表弟，回老家去了。
1962年的初夏，我的大弟弟来到了人间。大弟弟的出生，给全家带来了欢乐，父母自是喜不自禁。他们有儿子了！尤其我们4个女孩，他的4个姐姐更是高兴。看着胖乎乎的弟弟，一个个抢着、轮着抱他。
弟弟出生，给全家带来欢乐的同时，也给父母生活带来了压力。他们5个孩子了。母亲一如既往地拼命干活。记得弟弟在两个月大时，下雨天不能下地干活。为了补贴家用，母亲把两个月大的弟弟交给了我们4人。父亲和母亲去山上采木耳去了。外面依旧下着大雨，该到弟弟吃奶的时间了，母亲还没有回来，他哭了。我们轮班抱着他在地上走，试图哄他不哭。可是由于饥饿，他的哭声越来越大了。我拿了一点凉水，想给他灌点儿，可他摇着小脑袋，一口都不喝。我心疼得哭了起来，5个孩子一起哭了起来。直到弟弟哭累了，哭睡着了，我们才停止了哭声。
弟弟的出生没有让母亲停下手头的活，母亲对他没有太多的娇惯。还是终日操劳着，忙碌着。那时，母亲为了继续干活，看护弟弟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那时没有幼儿园、托儿所，看护弟弟的任务，就落在了二妹的肩上。后来母亲对我说，“你那时已经上了好几年学了，不忍心让你辍学。”因此，二妹那时因看护弟弟，永远地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件事日后在母亲的心里，成了一个心结。每当提起这件事儿，她都觉得非常内疚，总觉得对不起她的二女儿。好在二妹天资聪颖，通过自学认识了很多字，达到了看书读报使用智能手机的水平。
自1962年起，那时国营农场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大批下放人员。好多人为此每日都忐忑不安，害怕自己被下放了。下放就是意味着撵回老家。那时我家属于在下放的范围内。因孩子多，劳力少。但在队里研究下放时，他们把父亲留下了。因领导看到父亲忠厚、老实、肯干，能吃苦，任劳任怨服从领导，就把父亲留下了，所以我们才免遭厄运。这种为企业减轻负担的方法，持续了三年。
1964年，只读了4年小学的我辍学了。因队里师资力量很差，5年级以后就要去分场、总场去读书。去外地读书，父母因供不起，拿不出生活费只能作罢。伯父知道这事儿后，非常着急，来到我家，与父母商量我读书一事。我那时已懂事了，看到家里如此困难，我不想再给父母增加负担。自己决定不读书了。可伯父说，“这么伶俐的小孩不读书了，太可惜了！”就在那年的冬天，伯父把我带走了，带到了他那本不富裕、住房拥挤的家。那时伯母患肺病，支气管炎剧烈咳嗽。善良的伯母为了我去上课，拖着患病的身体，每天早早起来为我做饭。那几年，伯父经常来我家，就是放心不下他有5个孩子的二弟。为了减轻我父母的负担，伯父曾多少次和父母商量，把我们5个孩子带走一个，由他抚养。伯父不是没有孩子，他是真心想帮扶他的二弟，替我的父母减轻生活负担啊！他果真把二妹带走了，可二妹那时候才八岁，适应能力差，到了新的环境，每日想家、想娘啊！伯母不忍心看到二妹因想家想娘，每日痛哭，不忍心看到二妹因思亲备受折磨。在冬季寒冷的一天，伯父把二妹送回来家里。
当他老人家看见我体弱的三妹，走路仍然不稳。伯父说，“这孩子兴许是缺钙，都这么大了，还这么软弱，走路还不稳”。他买了大瓶的葡萄糖酸钙片让三妹坚持吃（那时大瓶500片，是玻璃瓶包装）。伯父虽在鹤岗远离我们，但他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他的侄子侄女们！
过了一年，队里的小学补充了老师，成立了小学五、六年级。因此，我从伯父家回来，继续读书。没多久，文革开始了，学校停课了。我从此永远地离开了那个小学校，再没有读书的机会了。66年伴随着文革的开始，我的小弟弟出生在那年的五月。
在以后的几年里，国家的形势有了好转。粮食的供应标准稍微提高了一点，粮食基本够吃了，不再挨饿了。母亲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居然还养起了为数不多的鸡和猪。这时，父亲就去队里的场院边人家不要的，带沙土粮食弄回家来，再用簸箕反复簸，整出一点粮食喂鸡。无论是是晴天还是雨天，父亲都必须到野地里去采曲麻菜，苋菜等，背回家来，掺点豆瘪子煮熟了喂那仅有的一头猪。喂那头父亲花了一个月工资买来的小猪仔。当时小猪仔八毛钱一斤，生猪四毛钱一斤。这时，伯父、三叔家的情况也基本稳定了。我的整个家族，总算渡过了难关，逃过了一劫。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已慢慢长大。我在不满16岁的时候，二妹在不满14岁的时候，就参加了工作了。我分到了队里的卫生所，当了一名卫生员。二妹则跟着家属队干临时工。在1969年时，我们都转成了国家的正式职工。粮油的供应标准也提高了。我的家境好了起来。那时，父亲、母亲、还有我和二妹四个人上班，每到月底发工资的时候，父亲都特别高兴。每月除去买粮扣除的钱，还能剩五六十元呢！父亲把钱全交给母亲，高兴地说，“一到领工资，人家可眼馋咱了。”
三叔家也好起来了。大堂弟为减轻家里的负担，在不满16岁时就参加工作，当了一名电工。在工作中刻苦钻研技术，这为他日后创办的两个企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两个小堂妹分别在65、69年来到我家族。在来北大荒最艰难的头几年里，由于粮食不够吃。三叔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套野猪、套狍子、药野鸡（把黄豆钻眼，把氰化物塞到豆里，洒在雪地里）、打鱼。这些野味，在当时那种困难时期，给在饥饿中的孩子们补充了一点优质蛋白。
已不再年轻的母亲，由于长期积劳成疾，身体健康已出现了状况。她长期失眠、咳嗽、胃疼，已胜任不了繁重的劳动了。这时，三妹四妹也相继长大了，陆续工作了。
时光已走过50多个春秋，我们都已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并且有了自己的家庭，还有了自己的孩子。作为闯关东的第二代，我们都逐渐进入了老年，大部分都已退休。
大哥从小就时就非常睿智、孝顺，一直跟随爷爷奶奶生活。几十年来侍奉祖辈，直到爷爷奶奶离世。
他从东北回到老家后，在公社拖拉机站工作，任技术员。拖拉机在60年代初的农村，是一种最前沿的农机具。大哥从使用到修理都是驾轻就熟。在当时的十里八村，没有人能超过大哥的技术。后来他又调入汽车学校当老师。他的孩子们都干私营企业，都特别能吃苦，成绩斐然。大儿子甚至在三亚给他买了价值几百万的房子。
二堂弟出生于1961年的困难时间，也退休了（特殊工种）。他有一个十分孝顺、懂事的儿子。几年前自己干起了个体，专修电脑。
三堂弟出生于1963年，他的乖乖女毕业于哈师大，现任数学老师。
于1965年出生的小堂妹，姗姗来迟地来到伯父伯母身边，给已有三个儿子的伯父伯母带来了无限欣喜。小妹的迟到是上苍的安排，她一直留在伯父伯母身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亲力亲为，照顾年老多病双亲。她的儿子大学毕业已工作，并考上了公务员。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美满幸福的小家，同时与双亲一起过着天伦之乐的幸福生活。
三叔家我的大弟于30多年前在停薪留职的前提下，干起了个体电气修造和水泥构件厂。现在两个厂都俱规模。他的儿子是一个十分孝顺懂事的的孩子，子承父业管理着两个企业。我的二堂妹从事教育工作，虽然是一个普通的教师，但在自己的领域里干的非常出色。另外两个小堂妹，也是都是农垦职工，承包着大面积的土地，每年都有不菲的收入。她们家庭和睦，生活幸福。
我家大弟保留着职号，也干起电气修理厂，而且干得风生水起。他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去了深圳，在企业主管技术。
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的小弟，在北车集团是一个中层领导。他的儿子十分优秀，考入了上海复旦大学临床医学。目前在校生。
我的一双儿女也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女儿电视人，儿子在私企中层领导。三个妹妹也已退休，晚年生活非常幸福。我们闯关东第二代，虽不敢说多么优秀，但也绝不是那种熊包无能之辈。母亲在世时，每每看到我们小有作为，她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我家族闯关东的第一代，健在的有百岁的伯父，还有年愈九旬的伯母、三婶。父亲，母亲，三叔，大姑，三姑全都走了，这让我们无比怀念！
闯关东现在已是第五代了，作为闯关东的第二代的我们，在父辈们艰苦奋斗的感召下，我们小有成就。
闯关东第三代人则更优秀了，他们已成长起来了。在各自领域中，奋发拼搏。他们基本上都接受了高等教育，有一个则考上了国家的重点院校，上海复旦大学。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扬祖辈闯关东第一代人的精神，艰苦奋斗，努力拼搏。
第四代第、五代正在茁长中。每当看到这些聪明健康的宝宝们，看到家族后继有人，我坚信那句用到我家族中，恰如其分格言：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相信我的家族会越来越繁荣，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插图4-1我们的全家福
插图4-2我们秭弟六人
插图4-3幸福的时光
插图4-4三叔全家福
插图4-5三叔祖孙三代
插图4-6全家人祝伯父百岁诞辰
插图4-7伯父的全家福
插一图4-8兄弟六人
插图4-9百年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