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王家小铺儿，离大榆树最近，十步开外。
商铺、店铺、铺子，这些名称好像都是字面儿上的词儿。当年的哈尔滨人口头上就叫小铺，而且，“铺”字还儿化。忙啥呢？上小铺儿打酒。看，一问一答的，就这样。现在有便利店、小型超市，这些跟小铺儿类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时代变迁太大，当年真正概念上的小铺儿，早就没有了。
大榆树下的小铺儿，据说店主姓王。于是，附近的人们就顺口称它老王家小铺儿。距离稍远点的人家，没我们这么近便，也像差了一截儿亲兴，就叫它大榆树小铺儿。好像也有人称其为文化街小铺儿的，备不住还有人有另外的叫法儿。别看这有好几个叫法儿，可小铺儿还是非常小，小到连个招牌都没有。
那一小间房是依着主房的山墙搭建的。哈尔滨人称其为“偏厦子”，这东西都是不得已的将就，一律低矮，所以屋里昏暗。要是在夏天，倒还好，显得凉快，可要是在漫长的冬日里，小铺儿就得整天亮着那盏二十瓦的小灯泡儿了。
因为年头久了，刚推开那扇薄门，得往下迈一个台阶，等稳住了脚，再往前走。要是头次来的生人，可千万小心啦！没准儿就不轻不重地闪了你的脚脖子。店主也不愿意这样，但是，这又是他没办法的事儿。因为，外面的地面每年都不断垫高，可这屋里不能跟着往高了垫呐！要那样，几年还不得垫天棚上去，没了脖儿了。没办法，只好每当有人进了小铺儿的时候，店主就喊一嗓子，不断地提醒着：“看脚底下！”喊的语声里，有心掺了几分歉意。时间一长，“看脚底下！”倒成了这老王家小铺儿的专用问候了，把“来啦您呐！”“里边请！”一类的话给代替了。
看完了脚底下，定定神儿。一股子小铺儿里各种杂货特有的气味儿，就不容分说，扑面而来。这是个混杂的气味儿，但混杂得又不是很彻底。鼻子好使，再加上经验老到，能从中分辨出许多熟悉的东西。闻闻吧，是那散装的白酒、酱油、醋、咸菜、烟卷儿、花椒、大料、酸黄瓜……再仔细闻，油茶面、饼干、茶叶、猪头肉……让人奇怪的是，那些好闻的香味儿都淡然，而不太受用的气味儿倒是强烈，不管不顾往你鼻子里钻。当然，像盐、糖、淀粉、味精、挂面、花生米……这些是闻不出来的，因为它们几乎就没什么气味儿。
正对着进来的那扇薄门，是一小溜柜台。木头柜台齐腰高，朝上的台面儿镶了大块儿的玻璃。透过玻璃能看见，一些刚才用嗅觉测到的杂货，正一一列于其间的搁板上。
柜台里边，站着的是店主。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他是老王、王先生、王老板。不对，那时候哈尔滨不这么称呼，压根儿没人叫老板，只叫掌柜的。可不，此刻正执掌着柜台的这位姓王，叫王掌柜，名副其实。王掌柜个头儿不高，但是，相貌堂堂，一张国字脸，白净面皮，粗眉大眼，鼻梁子又高又直。络腮胡子，自鬓角起，在耳侧，上唇，下巴，腮帮子，兜了一圈儿。胡子不甚猖狂，自然全无霸气，只点缀了几成男性的干脆和利索。掌柜的话不多，也并没有刻意讨好的嘴脸。提醒完了“看脚底下！”就不再言语，但微笑点头，不失礼数。
柜台上最显眼的，要数那尊酒坛子。陶制的酒坛子，口儿阔肚圆，水桶般大小。坛子口儿上有盖子，盖子软塌塌的，像个絮了棉的小圆枕头，外罩红布，红布再外，套了一只不透酒气的猪尿泡。那时候没有塑料薄膜，胶皮又有味儿，所以，卖酒的都寻了个猪尿泡，拉抻得薄薄的，套了棉垫子盖酒坛子，免得坛子里的酒挥发飘散，降了度数。可是，那时候的酒醇烈，卖酒总是要揭开坛子盖儿往外打酒，那样就多少会有点散装白酒汽化飞出来。于是，小铺儿不大的空间常就浸着一股子一股子的酒香。酒坛子边儿上，搁了一个长方形的白搪瓷托盘，托盘里有两个提搂。提搂是用来打酒的家什，小的盛一两，大的盛半斤。托盘里还有镊子等夹取杂货的小工具，托盘的旁边是那台秤。
那时候，人们的生活艰辛，收入菲薄。平日里的花销就非常节俭，小铺儿里卖的东西，也都是零敲碎打，计量最低。白酒是一两一两算，香烟甚至都可以一支一支买。进了小铺儿一斤两斤地买货，那都是顶天儿的大宗生意了。像酱油、醋这些见天儿做饭都用的调味品，也就半斤半斤地打，计价几分钱。没见谁家，三斤酱油、五斤醋的那么过日子，那还不得让人笑话死了？
寒冬腊月，天儿黑得早。这还不到四点，外面已经看不清人了。打一早起就刮了风雪，整天都没停，到现在还贴着窗根儿底下扑打啸叫，没完没了的。
老王家小铺儿的门，被猛地推开了。立马，大团的冷气强挤着翻滚进来，一下子就让原来还暖和的屋里，拔凉了三分。薄门被来人随手关严，一条大汉当门而立。
这样的情景，天天都有。
来人大都穿了光板儿的羊皮大袄，腰系宽带或粗麻绳，下面也常常打了绑腿，脚下一双翻毛儿大头棉皮鞋。头上是带护耳的棉帽子，帽子上，常系着那块叠起的蓝色粗布方巾。这块方巾是个标识，来人不是赶马车的老板子，就是跟汽车的装卸工人。他们都是那时候的重体力劳动者，靠一身力气吃饭。我经常见着，他们把那一米见方的粗蓝布，从头到肩披下来，用牙咬着其中的一个布角，扛起两百来斤的货，走上颤颤巍巍的跳板装卸卡车。
冬天里的穿戴又厚又重，来人看着，就像古代披甲戴盔的将士，高壮宽厚，遮住了那扇薄门。“看脚底下！”来人站稳了，轻轻地跺了跺脚，抬手捂到脸上，再往下抹着胡茬儿上冻结的冰霜，最后搓了搓沾满了灰尘的酱紫色的脸膛，随口抱怨：“这天儿冷得，嘎嘎儿的。”说着，又往前迈了两步，贴近了柜台。
大汉看上去又冷又乏，他一只胳膊拄着柜台，另一只手，从解开的领口伸到羊皮袄里摸索，最终摸出了一枚硬币，然后，两个手指头捏着那枚硬币，端详了一下，再慢悠悠地递向前，眼瞅着用手指头扣在柜台的玻璃面儿上。等他再一抬头，和王掌柜打了个照面儿。大汉寻思着，咂巴了一下嘴，重复刚才的动作，又从怀里摸出了个小钱，不知为什么叹了口气，朝玻璃上原来第一个钱的位置丢了过去。第二个五分钱滚动着，再打了几个旋儿，挨上了它的同胞哥哥，凑成了一角钱。
王掌柜收起了两枚尚有余温的钱，脸上有笑，似也有几分抱歉，不知是为了这严寒的天头，还是为了来人的破费。王掌柜手脚麻利地取了白瓷缸，再用小提搂，从打开的阔口坛子里打了两下子烧酒，都直接倒进缸儿里，最后，把盛了酒的白瓷缸，在玻璃面儿上推到了大汉的面前。大汉一把抓起酒缸儿，端到鼻子下面，深深地嗅闻。深呼吸使得他的宽肩耸起了许多，让人觉着他的个头儿更高了。闻完了酒气儿，大汉满足地微微一笑，然后把酒缸儿移到嘴边，闭眼闷住气，一饮而尽，能看到他那粗大的喉结上下滑动了两下。咽下烈酒的大汉，仍闭着眼，身子一动不动，只是使劲儿咧开上下嘴唇子压住酒气，这样就露出了四颗结实的黄色大板儿牙。能想象他肠胃里的浓烟烈火，天崩地裂，也能看出来，进了身子的酒精，就像进了汽车发动机里的汽油，很快就燃烧，热乎起来，使得他整个人跟着活泛了。那时候有一种散装的烧酒，名字叫“炮打灯”。这名儿起得绝了。这炮，是酒，那灯呢？我看不光是脑袋，是整个的人。一气儿这么掫它二两，一炮下去，是燃烧也是爆炸，就把人打热，打活过来了！还有当年的“烧刀子”，听听这名儿，不是冷乏得尽了，谁敢吞了这 “刀”？天寒地冻依烈酒。
暖和点了的大汉，终于噘起嘴唇子，呼出了一口气儿。喘气间，他又把手里的酒缸儿抬起来侧着，眯起一只眼睛朝缸儿里瞧，最后，再把缸儿凑到唇边，吧唧有声，吮了那三两滴残酒。
“给！”王掌柜随手拈了后墙匣子里的一颗纸包糖，扔给大汉。大汉抬手接住，用粗大的手指头剥去糖纸丢进了嘴，却又不肯老实含着，只是“咔嚓咔嚓”几下子，那糖就嚼豆子般的碎了。然后，大汉嘴里吸溜着甜水儿，点头向王掌柜免费相送糖球表示谢意，转身两步到了门口，拉开那扇薄门，又钻进了风雪之夜。
这一类人是老王家小铺儿的常客，来来往往的，和王掌柜相识相熟。若是来人提了马鞭子，那就是收工的车老板子。偶尔，两个大汉相遇，间或有几声笑骂，表示快乐。事实上，这些人也是掫了解乏的烈酒，再回家吃饭，然后，倒头一觉睡到天亮。
等早晨起去，就又接着循环那艰苦的劳作了。
———— 摘自原创小说《太阳岛》 作者 海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