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参加了一个“教育中的危险概念”研讨小组，讨论了一个最近在教育界很火的概念“wellbeing”。因为文化背景的关系，在国内可以大概理解为“幸福”，尽管似乎在澳洲有一些不同的内涵。说明一下，整个研讨会是以“幸福”这个概念作为对象，不过为了不要太抽象，结合一些实践，我可能会混用幸福和幸福教育。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研讨会呢？因为澳洲的学校中正在进行一场“幸福”运动。据说大概在2000年前后，学校原有的“welfare”中心，开始逐渐转变为“wellbeing”中心。其实查字典就可以发现，其实welfare也有幸福之意，不过更侧重物质条件方面的，更准确也可以翻译为“福利”。而“wellbeing”在中文中比较好的对应就是“幸福”。
在过去学校的福利中心主要就是负责照顾好学生的饮食起居之类的事情。但2000年左右开始，各个学校开始把福利中心改成幸福中心。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幸福中心的领导需要去学习一个与学生幸福、积极心理或者积极教育有关的硕士。学校也开始对学生的幸福感进行调查，学校会开始花钱组织一些增加学生幸福感的项目，并且会有一些评估，甚至是攀比。
其实我正是这些变化的参与者甚至是推动者……在开始博士学习之前，我的工作就是在为学校的学生研发积极心理学的课程，目的就是提高学生的幸福感，并且我们会对学生做问卷调查评估提升的情况。而我博士学习所在的墨大积极心理学中心正在做的两个项目就分别是：1）学生朋辈互助的积极心理项目开展和评估；2）一个叫做wellbeing profiler的幸福测评系统。而我的研究主题也是有关如何在学校中开展幸福知识和技能的教学的。
但是，那天参加讨论的老师似乎和我并不是一个阵营的。他们大多是教育学背景，有学校的老师或者管理者，也有做教育扶贫的人。鉴于主题是“危险的概念”，于是老师们在简单的寒暄过后就开始了紧张的吐槽，大家纷纷表示担心“幸福”这个概念在教育中被滥用。我总结了一下，主要有一下几个危险：
1 幸福教育是否有可能变成一种强制的教育。幸福是否是必须的和强制的？幸福课是否会像思想品德或者语文数学一样成为学校的必修课？
2 幸福到底是个人的责任还是公共的责任。如果一味的强调学习幸福的课程和方法，似乎就加强了一种假设，认为幸福是可以习得的知识技能，是个人能力的一种表现，你不幸福就像你没有学好语文数学是一样的，不是你笨，就是没努力。这样会不会减少公共领域对提高公民幸福的责任？
3 量化测量工具是否能真的反映一个人的幸福。幸福很多时候是一种体验，而不仅仅是一个分数，现在常用的心理量表多大程度可以反映个人的幸福？如果不行，还有什么可以做的？
4 标准化、大规模的幸福项目是否会剥夺学生的个性化。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可能不同，统一标准是否会出现类似与高考指挥棒的东西？大家都冲着某个方面努力刷分？如果会的话，如何应对？
尽管我是利益相关方，不过听了老师们的吐槽，我觉得以上的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做积极心理学和积极教育的人思考的。这场研讨会是讨论“危险的概念”，也就是吐槽大会，目标并不是解决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没有答案，更没有解决方案。但当一个人说到一个词的时候，在场的老师几乎都点点头，那就是希望教育可以让孩子们“to be humane” 也就是我们儒家文化中强调的“仁”。
即使整场研讨会大家都各种吐槽，但在让孩子学会“仁”这件事情上，大家似乎达成了共识。而且，不仅在场的老师之间达成了共识，甚至古今中外的文明都在这点上达成了共识。作为积极教育基础的积极心理学花了很多精力在研究人性中的善，希望具备这样科学基础的积极教育好好利用这些优势，避免落入幸福教育甚至是快乐教育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