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下旬某天，老兵退伍离队的日子。

　　这一天，在大兴安岭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我、姚志刚和汪作成忙得脚打后脑勺，连晚饭都要靠方便面火腿肠来解决。

　　当晚，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和军分区领导要去加格达奇火车站送别老兵，需要我们宣传科落实的主要工作是照相录像。肖诚友科长在边防蹲点，这些事情只能靠我们三个来落实了。

　　我既不擅长照相，也玩不明白摄像机。好在这都是志刚和小汪的强项，我也就动动嘴、支支招，别无它法。

　　志刚是省军区从东北林业大学招来的电视新闻宣传骨干，当时刚刚结束在军校的集训和在基层的锻炼。也就是说，当时他来我们宣传科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那时，省军区新闻电教中心有个张主任，活动能力很强，硬是协调省军区领导和干部部门到黑龙江各高校招收了一批有基础、愿意从事电视新闻宣传的大学生入伍直接当军官。志刚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有这个由头，志刚没有留在边防带兵，而是直接分到我们宣传科，从大学生直接变成了军分区机关干部。

　　可能是农村子弟特有的敏感吧，与志刚接触之初，我就觉得这个小伙儿来路不一般，弄不好是个干部子弟。

　　那时，“官二代”这个词还没叫开，可志刚给我的第一直觉，就是他一定有一个不错的家境。后来掌握的信息表明，我的判断是准确的。

　　志刚确实有着良好的成长和生活环境。来我们宣传科时，他父亲是大兴安岭某个区的区长，后来调到大兴安岭地区国土资源局当局长，再后来调到黑龙江省国土资源厅勘探设计院当院长，现已退休。

　　我和志刚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他来宣传科不久，我调到省军区机关。尽管如此，志刚还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记得是2000年12月下旬某天，欢送新兵入伍的日子，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和军分区领导要去加格达奇火车站欢送新兵。

　　碰巧肖科长又在边防蹲点，涉及宣传科的相关工作又落到我、志刚和小汪头上。

　　志刚去火车站拍了不少素材，回来后说要编辑一条电视新闻报给省军区新闻电教中心，非要拉着我一道起草用来配音的文字稿。

　　作为科里当时唯一老一点的干事，我显然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于是，我们三个围在电脑跟前，你一句我一句地往屏幕上堆砌着词汇。

　　那条电视新闻后来发没发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志刚态度很谦虚，也很诚恳，一口一个李哥地叫着，一直叫到现在。

　　是的，对我这个所谓的老干事或老大哥，志刚确实很当回事儿，直到现在，还一直保存着那份真诚的敬重。

　　和志刚共事一年多，我在业务工作上帮衬着他，他却在生活上帮助着我。尤其是当我出差时，家里的大小事情，很多时候都靠他和小汪照应着。

　　那时，我家的小屁孩儿还小，不到一岁，经常生病发烧。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在加格达奇时，儿子好好的，啥事没有，我一出差，小家伙儿指定生病，并且往往是我头天出差，第二天邻家女孩就会抱着孩子往医院跑。

　　从小，我儿子就不是盏省油的灯，尤其是到医院扎头针打点滴时，手脚极不老实，大人稍不注意，他就把针头薅掉了，不是鼓包就是出血，我老婆一个人根本应付不过来。

　　每每此时，志刚和小汪挺身而出，协助我老婆治理那个极不老实的小屁孩儿。

　　最夸张的一次，志刚从军分区警卫排协调了两个兵，加上他，三个大老爷们儿“欺负”一个小孩儿，一个摁脚，一个摁手，一个固定脑袋，把我儿子摁在病床上打点滴。小家伙儿更夸张，从头哭到尾，累得他的三个叔叔满头大汗。

　　我调离大兴安岭军分区之后，不时会和科里的志刚、小汪和老俞打个电话，互相问问近况。

　　哪一年记不清了，忽然有一天，我得知志刚的母亲查出了癌症。第一时间给志刚打电话，他很无奈，说已经送到上海手术去了。不久，传来志刚母亲去世的消息。

　　这些年来，我一直关注着志刚的任何消息。得知他结婚了，为他祝福；得知他当爸爸了，替他高兴。

　　当我偶尔我在报纸上发表一些生活随笔之类的小文章，志刚总会第一时间打来电话，说说他的感受，也顺带说说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日子。

　　我在黑龙江省军区机关和沈阳军区机关工作期间，无论是志刚出差到我工作的城市，或是我出差去大兴安岭，我们两个都会彼此惦记着与对方，力争见见面、喝喝酒、唠唠嗑。

　　每每得知志刚来了，我老婆都会去见见这个当年给过我们家很多帮助的好兄弟。

　　志刚军旅之路还算顺利，在大兴安岭军分区一直干到副团职，后提拔为黑龙江省鸡西市某人武部政委。再后来，他主动要求调回大兴安岭，继续奋战在国防动员工作一线。

　　渝夫2012年6月8日草于辽宁沈阳，2023年7月7日完善于天津河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