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师好：
今天的老师提出的问题是“一个人的哲学高度，对于今天的工作和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结合文中的观点谈谈自己的见解。
苏轼与王安石思想分歧的哲学本质，在于对谁负责的问题。苏轼是站在天下社稷和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的，而王安石是站在解决政府财政和治理问题的角度考虑的，因此私下认为苏轼的观点更具前瞻性和政策的延续性。
这里可以举另外两个例子说明一下，一是朱元璋的废除丞相制度而设六部，二是雍正皇帝的币制改革和摊丁入亩，这两例由皇帝主导的政治改革在改革当时都较为成功，但一担放到历史的视角中去审视，政策延续性的问题就无法回避了。
因为朱元璋和雍正皇帝改革的前提都是建立在统治者勤政公允和政治体制高效稳定的前提下的，说白了就是依靠权利机构成员的个人能力和自觉性，这一点在封建社会的世袭和科举制度下大概率是坚持不了几代的，一旦在改革者的后世子孙中出现了懒政的皇帝和专权的大臣后，封建政府治理的根基就会被动摇，而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因内部和外部因素爆发政变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因为无论到任何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是感性的动物，在利益的驱使下，不同利益阶层的人都会产生各彼此矛盾的写法，社会价值取向趋于无序，治理效率进一步趋向无序，直至崩溃和改朝换代。
王安石看透的是制度，而苏轼看透的是人性，制度可以随着时代和社会生产力的改变而改变，而人心不会。抛开人性一味的追求对制度的控制，无异于缘木求鱼和刻舟求剑，方法和指导思想错了，结果只能是与自己的初衷南辕北辙、渐行渐远。
苏轼的伟大来源于他具有超越时代的见解和洞察力，而他的悲哀同样在于他超越时代太远，而导致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不能真正理解他的主张。同时由于当时的政治格局下，年纪的苏轼本身就不是主导，并没有话语权，而人微言重必将给自己带来不可承受的祸患。这也是他后来写出《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时，内心中真正的苦楚。
回到老师提的问题，一个人的哲学高度，对工作和生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哲学解决的是方向问题，哲学见解相当于是抬头看路，只有方向正确了，做事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就会南辕北辙。一个人好的哲学素养，是要靠日常的积累而实现的。
当然哲学也不是那样的高不可攀，西哲说：“哲学就是爱智慧”，其实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养成经常思考的习惯，并有意识的从多个角度审视自己，审视世界，审视人生，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
感谢老师教诲，祝安康！
启航
2020年2月18日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