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因为出差,在印度的班加罗尔呆了七天。
班加罗尔气温和新加坡颇为相似,全年温暖宜人,凉时似春,热时似夏。唯独却比新加坡干燥。平常走在路上,尘土飞扬,日头焦灼,身体里的水分逐渐被蒸干,走的远了,便容易满头大汗,心下烦躁。倒是下雨前,空气却有难以名状的密度,凉风习习,舒服的很。
班加罗尔有很多的科技园区,但是并不在市中心,星罗密布在老城区的四周。我公司的地点离着市中心也有些距离。我周末便抵达了城市,打算了解下这座正在崛起的印度硅谷,于是便在市中心的一个Airbnb住了两晚。
了解一座城,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了解当地居住的人。
得到李学长的引荐,认识了两位新的朋友-Vineet和剑龙。也通过与他们的聊天,让我对班加罗尔这座城市,以及因此而管中窥豹地对印度,有了更多的认识。
Vineet是学长INSEAD时的校友。他人高马大,身材健壮,比一米八的我还高出了一头,站起来与我握手时我几乎要抬头仰望。他早年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后来就职于通用,也因工作之故在班加罗尔居住多年,对这座城市的变迁发展深有体会。
剑龙兄曾在《南方周末》担任记者多年,后来走访了美国的硅谷,新加坡以及亚洲其他大大小小城市的创业公司后,他最终选择班加罗尔作为他的再次出发的起点。他目前专注于报道印度的创业公司,在虎嗅有自己的专栏,也有微信公众号。他多年在国内的经验,使得他文章中的能够深入挖掘到在印度这场方兴未艾的互联网之战背后,中国创业者和投资人的影子们,读过才恍然发觉,原来中国大佬们早早布局印度,一切’战事’与他们莫不干系万千。
他从INSEAD毕业后拿到了麦肯锡的入职邀请,但是他并未直接入职,而是决定给自己一年的时间,完成一个夙愿 -- 为他的祖父拍一部纪录片。
他的祖父Laurie Baker是个牛人,被称作’建筑界的甘地’。关于他的生平,维基百科中有详细的介绍。Laurie Baker - Wikipedia**
他的祖父早年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建筑系,后来因为二战的关系曾经在中国云南当了救援人员,并协助照顾当地的麻风病人。后来在回英国前夕,他在印度与甘地相见,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甘地的思想也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他意识的建筑的真正目的是服务那些有需求的普通人。之后,他与身为医生的妻子在喜马拉雅山下的一座小村庄Pithoragarh工作生活数年。Pithoragarh物资匮乏,也为Baker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他发现自己在英国学的那一套建筑理论在这里并不适用。经过学习当地的建筑工艺,他逐渐学会就地取材,通过经济的筑砌方式,在印度建筑了许多精美而又充满艺术感的建筑。而他提倡的可持续建筑的思想和哲学,也激励的全世界许多的建筑师在这条路上继续探索前行。
”我的祖父,他在美、实用和造价间找到了最佳的平衡。”Vineet如说是。
我更好奇的是他是如何产生拍记录片这个想法的?要知道他之前的本行可是工程师,无论如何都好和拍电影毫不搭边。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说了很多关于我祖父的故事,所以想要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也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只不过读完MBA,我恰好了有了一个间歇。其实就像你说的,记录我祖父的方式并非只有电影一种,只不过我们家里保存了他很多的工作时的影像,如果我去写一本书或出一个影集,这些影像将被浪费掉。所以不如把这些材料融入到纪录片中,让观众们通过看到祖父真实的工作状态而了解他的理念。“
在拍摄纪录片之前,Vineet有着数年摄影经验,也曾帮奢侈品拍过商业照片。在开拍之后,他曾找了个摄像师协助其拍摄,但是发觉成本太高。对建筑的拍摄需要耐心地等待自然光线,而摄像师确实按小时收费的,其费用已经占到了总成本的60%,于是Vineet不得不换掉摄像师,亲自上阵拍摄。
他也曾寻到一名知名主持人与他分成AB两组分别采访祖父的熟人,可是好多人如今已经是声名显赫的政要或者建筑学家,他们对主持人有着莫名地抵触,却更愿意与旧友的孙子聊天。这一年里,Vineet不知在全球各地飞了多少个地方才完成了采访工作。不仅如此,后期的剪辑和发行也基本是他一手完成的。
如今,这部纪录片《Uncommon Sense: The Life and Architecture of Laurie Baker》已经拍摄完成并且在印度几十个城市放映,据说9月他也会携带此片来新加坡参加首映礼。
Laurie Baker, the 'Gandhi of architecture' in India**
最初是源自于对当地出租车和叫车服务。
每每到放我下车的地方,司机就会说到了到了,而当我下车,才发现下车地点离我要去的地方往往有着几百米的差距,害得我在没有网络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只得不断问路。这里的司机似乎缺乏足够好的服务意识,他们认为只要到了你目的地的周围附近就算到了。当然后来我也学的聪明了,每次都指着GPS大声说:"Drop me at exact location!"
更让我崩溃的是过马路。
班加罗尔的马路上,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川流不息,接踵摩肩之间又见缝插针地不断超车。一条街道的两个红绿灯遥隔相望,走到斑马线处往往要步行许久,行人们只有不断地在车的海洋中灵巧躲避,像弹珠般跳跃到对面。本以为我身为一个东北人,过马路应该没有问题,谁成想在一条马路前我竟然等了十分钟都不见车辆间的间隙,后来紧贴旁边两个路人,才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趁着和Vineet吃饭的机会,我抛出问题给他这个在班加罗尔居住多年的人:
“How to walk across a street in Bangalore?"
似乎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他笑了笑,说:
“Just walk across."
说起班加罗尔交通的拥堵,他也无奈摇头。
在他和他老婆最初搬来班加罗尔的时候,两人的工作地点在不一样的科技园里,因此他们选择市中心居住。而那时从市中心开车去上班也不过半小时而已。随着印度硅谷的概念越来越火热,越来越多的人不断涌入班加罗尔,政府在交通规划上未及时作出响应,而也未对私家车购买进行限制,导致现行的交通系统无法承载,道路瘫痪越来越严重。现在,从他家开去公司至少要两个小时,所以他去读了MBA之后,两人便搬家去了他老婆公司附近。
他说,班加罗尔的政府已经在努力,但是做的努力还不够多,还不够快,因为腐败以及行政效率的问题,改变似乎不尽人意。
但是,改变依旧在发生。
“这座酒吧。“他指着我们所在的酒吧,我望见二楼木质的墙壁上贴着多幅美国电影的大型海报,色彩奔放。“在三四年前并不存在。现在这里已经是非常出名的地方了。”
大量年轻人的涌入给这座古老的城市带来奇异的活力。尘土飞扬间,你可以听到他们谈论着最前沿的科技和最新的商业模式;陈垣旧壁下,你也能发现最酷的酒吧和最新潮的时尚。人才是这座城市最大的竞争力。从60年代国防和科技中心的迁入,早就为这座城市打好了日后腾飞的人才基础。而从海外归国的人才们也在逐渐打破这个国家旧有传统的桎梏,带来更多的资源和更新的资讯。这种朝与暮的更迭,电子与传统商业的碰撞,在班加罗尔这座城市里尤为明显。
“班加罗尔的政府很聪明也愚蠢。他们知道人民可以忍受的底线在哪里,他们知道即便有些基础设施不盖或者不去做得完美,也没有人会离开,所以他们不会把钱花在长期的项目上。但是现在中央政府在其他地方也在拓建智能城市,在未来,也许更多的人才会流向这些城市。”
”那不用说,班加罗尔的房价这些年肯定也涨了好多吧?”我明知故问。
“至少翻了三四倍。”
“Just like Beijing.”
这一点上,我们很有共识。
在和剑龙聊天时,我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似乎美国的公司更喜欢通过自己的团队进行海外扩张,而中国的企业则更愿意兼并或入股的方式从金融层面渗透市场。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尚缺乏海外扩张的人才储备。”他说。
他跟我解释,中国的企业已经经历了成长,成熟两个阶段,并且已经在国内的市场证明了自己的商业模式是可行的。现在他们遇到的挑战是向全球化的市场走出去,而这对人才的储备有着更高的要求。
当然,互联网巨头们诸如阿里和腾讯在全球化的投资布局中,已经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构筑生态的打法。
在印度,蚂蚁金服投资了用户量超过两亿的移动支付引用Paytm(关于背景故事,可以参看 蚂蚁金服的印度扩张之路 - 知乎专栏)并且提供了大量技术支持,阿里巴巴联合软银投资了第三大电商平台Snapdeal。而腾讯则投资了印度第一大电商平台Flipkart。目前有消息传出,Flipkart会以10亿美元的估值收购Snapdeal,一是停止内耗,二是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对手亚马逊。
亚马逊虽然入局比二者都晚,但是携雷霆之势而来,不仅资金充沛(在2016年时号称要投入30亿美金),技术成熟,而且能够进行国际化市场开拓的人才充足。
剑龙说,在这样的竞争环境下,印度的创业者确实存在着焦虑,他们也在思考,究竟他们的竞争优势在哪里?而在面对国际化巨头的强势入侵下他们又该如何反击?
或许是寻得更大金主的支持,用时间换空间,在本土的市场上血战到底;或许是在弹药消耗殆尽前,寻得收购,许能共生双赢,不济也能保住员工们的饭碗;再或者,寻求政府政策支持,通过本土企业的保护法案,增加竞争优势而绝地反击。
一切尚属未知。
唯一能确定的是,在资本的推动下,所有的战役将在更短的时间内结束。
而Vineet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印度人,则给我提供了一个内部者的视角。
印度的语言非常之复杂,已知的有几百种,官方认可的语言有22种,而且都有着庞大的人口基数。也就意味着,考虑到各个语种群的受众,当地的初创企业在投放广告时要投放不一样版本的广告,在无形之中增加了营销成本。
除此之外,由于民族种族之多,以及多元化的信仰和政治制度,使得邦与邦之间,城与城之间的差异巨大。当你形容一个高等收入的中年人时,在一个信息发达的城市中,他可能是个衣装革履的咨询顾问或者金融人士,而在另一个城市中,他可能是个连手机都不用的,拥田多倾的地主。
“当有创业者们说他们面对的市场是一个13亿人口的海量市场时,投资人们就该小心了。”
Vineet经验老道地说道。
从这两张2014年人口分布图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年龄分布呈纺锤型,而印度在正处于朝气蓬勃的金字塔型,年龄低于20岁的人群在拥有自主能力时,将构成强大的未来消费基数。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历的一波波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红利莫不与人口红利相关。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对中国的创业者而言,流量的红利期已经过去,增速放缓,进入后半场模式中,技术的研发,效率的提升,ARPU的增加对企业尤为重要;对印度整体而言,他们将迎来一个庞大的增速市场,对创业者而言忧喜参半,喜的是在海量的市场里,任何一个垂直领域都有着可挖掘的创业机会,忧的是在当今全球化的格局下,他们没有了当年中国互联网企业的时间和空间优势,将面临着更多竞争者们的挑战。
Vineet和剑龙两人也对印度的未来保持着乐观积极的态度。
在Vineet眼中,印度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市场,任何一个有能力的人都可以找到他喜爱的工作并获得不错的待遇。经过这一年电影拍摄的经历,他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现在很喜欢这种创作并产生影响力的感觉,或许咨询对他而言并不是最爱的工作。他说已经有中国的制药公司找到他,希望帮忙拍摄重新打入青少年群体的广告;也有Netfilx 和20th Century Fox和他聊过开拓印度市场的合作方式。总之,他觉得印度越来越像一个国际化的市场靠拢,给本土的人才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在剑龙看来,印度市场的开放也给很多中国愿意出海的人才带来机遇。他给我讲了个在印度创业成功的低调中国公司的案例,我听了觉得甚是好玩,这模式,还别说,也只有在印度才玩得通。可见一个细分领域的市场,有时不见得要铺得多广,更要看钻得有多透。当然,除了投资人和移动互联网的创业者们,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智能手机厂商布局更早。在2017年第一季度,中国厂商占印度智能手机市场51.4%的份额,其中,销量排行榜的第二名至第五名均被中国手机厂商包揽。
想要一睹印度人民疯狂抢小米手机的场景,大家不妨看一下剑龙的从前方传来的报道。
(首家印度小米之家开张,它门口的交通瘫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