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包法利夫人》类似，其他几位法兰西文学作者也给代表作起了一个醒目的副标题。
比如说，巴尔扎克的作品集题为“法兰西历史风俗研究”；司汤达的杰作《红与黑》的副标题是“1830年纪事”；而居斯塔夫给本书的副标题则是“外省风俗”。
《包法利夫人》的故事背景是七月王朝，展示的却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的风俗面貌；或许本书没有从宏观上反映整个时代，但是死死抓住当代(居斯塔夫所处的年代)的主要特征：法兰西资产阶级引以为傲的“英雄年代”(“大革命”)和“帝国时代”(拿破仑一世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最后一点荣光渐渐消逝，1848年的革命风暴也已平息，随之而来的是“平庸年代”－不论是目光深邃的思考者，(启蒙运动种的思想家，诸如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抑或是叱咤咤风云的伟大领袖(此处所指的是威名远扬的拿破仑·波拿巴)，仿佛一同销声匿迹。
19世纪中期，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居然是一群群资产阶级的凡夫俗子！因大革命而燃起的激情早已冷却；古典主义的神圣秩序破碎已久；现存的仅仅是鄙陋可厌的日常琐碎。
中世纪晚期兴起的人物小说学派可能认为，从市民阶级的生活中，而非英雄的历险传奇中提取材料相当困难，说是不可能也不为过。但在客观主义者居斯塔夫的眼中，主题没有高下之分，国王与鞋匠的灵魂同样不分高低贵贱“伊芙托(鲁昂地区的一个乡村)与耶路撒冷(三大宗教的圣城)”的价值相差不大。他的创作宗旨，一直秉承揭露小市民的思维与行为方式。
《包法利夫人》正是英雄情怀与柴米油盐相撞的产物。
整本书可以概括为：主角艾玛是一个在修道院接受过贵族“精英教育”的农家女人。她早年阅读过大量“英雄传记”。因此对早年的生长环境感到极为不满，看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梦想着骑士小说中的传奇爱情。很不巧，她的第一位情人是个玩弄感情的乡绅(今日雅名“渣男”)；第二位又偏偏是个自私怯懦的文书。因此她的偷情非但没带来幸福满足，反而被投机商人盯上。包法利的仅有的一点薄产被她挥霍殆尽，致使她无力偿还巨额欠款。最终被形势逼得走投无路，只好服毒自杀，以死谢罪。
每个时代都不缺少因负债及对爱情感到绝望的女人，(前段时间上海的“第一美女”跳楼自杀)这个题材也被无数小说家写过，可为什么居斯塔夫的“包法利夫人”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这个故事本身平淡无奇，甚至是毫无亮点。但是作者能够打破常规，不从道义上批判主角“不守妇道”，反而指出把人推向绝境的恰恰是社会大环境。
包法利夫人的悲剧，证明一个多愁善感的幻想家注定会在尘世中失败。包法利夫人艾玛为人所不齿，但是她的愿望相当崇高：她希望丈夫有所作为，成为一个机智勇敢，受人尊崇的大丈夫。可惜她的生活圈子里净是目光短浅、唯利是图、毫无英雄气概的小市民。这个可怜的女人不是罪魁祸首，不曾加害于人的她反倒是被一个又一个的男人欺骗、愚弄、背叛；她所代表的，是一个个在“和平盛世”不得志者的遭遇。居斯塔夫曾亲口说过“此时此刻，我可怜的包法利夫人，正同时在法兰西的20个村落里受苦受难”。
居斯塔夫终生笔耕不辍，但是成品数量并不多。算上最后一部作品《布瓦尔与佩库歇》在内，正式出版的小说不过有五部长篇以及三部短篇。
无疑，他是继巴尔扎克后最为大名鼎鼎的文学大师。居斯塔夫的作品篇幅并不长(他的长篇小说一般控制在10万字左右，篇幅上勉强属于长篇小说)，精雕细琢的精致是他的特色，强调“返璞归真”－简单，平实，“简单的往往是完美的”。
莫泊桑评价他的艺术是“绚烂至极，归于平淡”。
居斯塔夫的作品特点除了朴素之外，还以文体严苛闻名，被誉为“法语的典范”。晚年的居斯塔夫教导弟子莫泊桑时说过“每一个词语只对应一个特定的现象” 。他对散文的要求达到了“像诗歌一样铿锵有力，富含节奏与韵律之美”－“文句必须具有生命力，也就是说，文句能够高声诵读，适应呼吸的频率”。
正因为对文体近乎病态的苛求，居斯塔夫的文字抑扬顿挫，干净流畅，没有一处累赘。不过说实话，居斯塔夫的天分算不得出色，他没有与他同时代那些天才的才思敏捷，唯有呕心沥血的艰苦卓绝将他推上了殿堂。为了寻求精彩和谐，适于吟诵的文字，居斯塔夫可以累到晕倒在工作室的地步。所以终日伏案的勤劳的他每天最多产出500字－这也是导致他产量低下的主要原因。(我这样对文字苛求的人物每天能写出1000字)
惨淡经营的居斯塔夫，可谓是历朝历代所有文人中发表作品最慢的一位：《情感教育》从初稿到定稿相距足足24年，除题目未变，其余内容均面目全非；《圣安东尼的诱惑》三易其稿，历时二十五载；耗时最短的《三故事》翻译成中文只有区区8万字，居然也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居斯塔夫是一位乡村隐士，属于有产阶级。可是他像托尔斯泰伯爵一样放弃田产，甘愿做修行于沙漠中的苦行僧，拒绝一切浮华的享乐，抵制来自四面八方的诱惑，年复一年地攀登智慧的高峰－《圣安东尼的诱惑》描述的正是他本人。他是圣徒安东尼，是为宗教/艺术的殉道者－他直言不讳说过“写作是个苦差事，令人疲惫又焦急”。
试比较巴尔扎克与居斯塔夫塑造人物的功力，他们两人可说是棋逢对手。当然绝对有所不同：巴尔扎克与大仲马一样，信奉“英雄史观”，故而角色个个色彩鲜明、有棱有角；居斯塔夫却重视“中间色调”，即“人物脸谱化”－性格没有特点，千人一面。与其说居斯塔夫酷爱“中间色调”，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宏伟面罩下的真面目就是平庸琐碎的；而他的工作，便是及时捕捉到不引人注目的一面。一旦和“平庸”相处太久，感到腻烦的居斯塔夫立即逃进英雄史诗中，感受着“伟大的人”的力量。
从人物背景来看，居斯塔夫终生在亡父留下的庄园中生活，没有体验底层民众为“面包与工作”血腥残酷的斗争，以及活跃在舞台上的政客的长袖善舞。他从未有求于人，避免所有与世人的周旋，更不会受出版社的辖制或是催逼－他得到了追求巅峰的精力，失去了视野与远见。
另外两位同时期的法兰西大文学家，巴尔扎克与司汤达的人生则可谓波澜壮阔：创业失败的巴尔扎克能当“法兰西历史的书记官”(巴尔扎克早年开过印刷厂，不巧倒闭还欠了一屁股债务，他写作的动机主要是为了还债)，历史学造诣极高；从15岁开始一直到32岁是法兰西帝国军队麾下一名下级军官的司汤达能精准判断1830年的时局，堪称是“半个政治家”。
经历单调的居斯塔夫没有他们两位的对政治历史的敏锐的洞察力。他自己亲口承认“缺乏对生活明确总体的概念”，隐世者居斯塔夫憎恨贵族的虚伪，蔑视市民的平庸，嫌恶底层的粗暴；他不满时世，但又害怕变革带来的动荡，因此刻意躲进乡下庄园，只好从文字中寻找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