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树都是原始品种，出身不好都不值钱，城里人是看不上眼的。
但我每次回老家都要村前村后转两圈。妻找不到我吃饭便有些嗔怒，问我是不是去找魂了。我笑，能找什么魂？只是觉得奇怪，怎么看不到楝树了。老母说，北硬之渠的楝树砍光了以后，村里的楝树是就少了，大概没了种子吧？
楝树曾经是老洲沿江一带很普遍的一个树种。以前队里用的犁，耙，还有水车的龙骨都是用楝树的料子做的，结实耐用且不生虫。有树木的村庄里都能见到。棟树的树干都不高，长的缓慢，能做家俱的料最少要长十年，枝杈像是画家的笔在纸上随意的左一弯又一弯的，没多少是直线。村里有人称它为“苦楝”。对于它的苦我是深有体会。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闹肚子疼，脸上还起了一小块一小块浅白色的斑，母亲认为不是什么大病，也没带我去医院看看，不知道在哪里打听到一个偏方，到北埂之渠沟边挖来几块楝树根的皮熬成一碗汤药，那如死了一天的鸡再放出来的血一般颜色的汤药，让我即使到现在也难以忘却。母亲大概闻过怕我不喝，向邻居大妈家讨来半勺白糖，哄我喝“药”。也不知是“恨病吃药”还是受那白糖的诱惑，我一手捏住鼻子一手端着碗竟一口而尽，一滴未剩。碗还未放下，母亲那半勺白糖已送入我的口中了，也很奇怪过了两天真的打下几条蛔虫，肚子也就不再疼了。从那时候起我便视这不起眼的树为心中神灵了。也是从那时候起我便认为，乡下人的命和这楝树一样，无论怎么辛劳，无论怎么努力，总脱不了个“苦”字。
那时候还是在生产队，父亲是队长，小改父亲是队委。北埂之渠两边属于程墩地界的树都归我两家看管。貌似近水楼台先得月，其实我认为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没有工分，没有补贴，只是放树的时候比别的人家多分几百斤树枝柴禾而已，实在划不来，因为要看树，心里总是对父亲有点抱怨：这大人们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但怨归怨，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从此知道了什么叫“荣誉感”，什么叫“责任感”。没事的时候总是要去渠两边“巡视”一番。
仲春时节，北埂之渠里小蝌蚪早已在渠里游来游去了，渠边柳树的枝条也能扎柳叶帽了，再向上一点的高大挺拔的白杨叶子已有孩子手掌般大小，在风中发出哗啦啦的声音。这时候棟树的叶子才懒洋洋的冒出一点点的青芽。好像严冬给它的创伤最深还没有缓过来似的，叶子薄得似乎有点透明，还有那一束束白中带紫的碎花点缀其中。不久花谢了长出一串串的果实来，绿绿的如葡萄却没有葡萄般有光泽晶莹剔透，在春风里在阳光下闪烁也是一种不错的风景，只是无人欣赏，无心欣赏罢了。劳碌的人从树下低头匆匆走过，甚至连头也懒得抬一下。
秋天了，柳树的叶子率先枯了，楝树的叶子果子也渐渐黄了，不时的有叽叽喳喳的乌鸦过来啄食这楝树的苦果，惊飞了呈现老态垂死挣扎的蝉。
这年的庄稼不好，初秋时节父亲就带了队里十几个劳力去安庆石化那个叫五里庙的地方和老洲公社的建筑队一起搞副业去了。
程墩地少人多，生产队里是不需要我们这些孩子下地干活的，放学的时候或者礼拜天我没事就去北埂之渠转转的，顺便割些猪吃的野菜。这时楝树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只剩下零星的楝果挂在树梢上在秋风中瑟瑟发抖，稀疏的枝杈在天空中挥洒着无奈。路上没什么人，其实也没人敢偷树，那个年代人都很本份也很胆小，谁都知道偷集体的东西抓到会被戴上高帽游行的，那比打他脸还要难受。
转眼就是腊月了，在我们期盼中搞副业的人终于回来了。父亲还带了一塑料桶山芋干白酒，想必收入还是不错的。在家里父亲小心的把酒分装到家里空的葡萄糖瓶子里，空气中的酒味冲得我头晕，也让我直打喷嚏。父亲便笑话我，以后喝酒肯定不行的。
腊底生产队分红了，父亲回来对妈妈说，程墩队被大队开会表扬了，一个工八毛钱，全大队最高，新化下拐两个队只有九分。后来又听父亲叹口气：不过吴家墩两家，程家墩也有两家还是超支了。我不懂什么叫超支，父亲说就是用过了，倒欠队里的钱。一年辛辛苦苦劳作的还超支？我真的不懂了。
读初中的时候土地开始到户了。慢慢的种地的都是些老人和妇女，年轻人有手艺没手艺都各显其能外出闯世界去了。也就没再听说有超支户了。我也一样，外出快三十年了，去了那个叫“上海”的大都市，从此家乡和家乡的树，就在我的视现里慢慢淡出了，偶尔出现也是在梦里，醒来发觉枕头已经潮湿。
事实上即使回家去找也难找到楝树的踪影，也许它的“苦”也和着人们曾经的“苦”一道消失了吧！
但我在上海的有些公园里还是看过棟树的身影，我一个搞园林绿化的朋友说这树观赏价值很高，适合在大片的草坪中零星的栽植，既美观又能杀虫，价格高着呢。
不知道他乡的棟树是不是也叫苦楝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