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中学的时候，流行过柏杨先生所著的《丑陋的中国人》，他想做20世纪最后一个鲁迅，只可惜光会骂人是不够的。大约就在那个时期，关于中国人劣根性的段子多了起来，比较印象深的有两个：
1、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十个中国人加在一起，就是一条虫。
2、日本人喜欢下围棋，考虑问题都是从全局出发，为了全局不惜牺牲局部，牺牲的局部也感到光荣； 美国人喜欢打桥牌，和自己的伙伴配合默契，目的是打败对手； 中国人喜欢打麻将，盯着上家，卡死下家，自己不胡也不让别人胡。
他们写的其实没什么错。因为林子大了，确实什么鸟都有。华人、国人确实有很多上不得台面的事情，活一辈子，谁都会遇上几件，谁都可以发点牢骚。比如90年代去过美国的人可能普遍觉得美国白人热情友好，简直就是“温良恭俭让”的模范；而长得和我们一个模样的华裔买办或者唐人街卖保健品的华裔销售员最是狗眼看人。但年龄长了几岁，看问题的角度也就变了。“天命之谓性”，人性这个东西，几千年来变化不大，不管他是什么肤色，出生在哪个国家，接受过什么教育。之所以对某些华裔会产生心知肚明地厌恶，只不过我们能从他的嘴脸中读出同样发自灵魂的恶心，同宗同源嘛，彼此门清。而对于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我们恐怕想象成分还是要大于真实体会的。
不过倒是真有一个问题困扰我很久。
华夏文明到底有没有“协作”的基因？
柏杨说中国人就是喜欢窝里斗。鲁迅也曾批判过国人喜欢主子奴才的样板。总之，华人好像始终缺了人格平等、相互协作的那根弦，所以也就老弹不好“自由、民主”的那首曲。
这种观点总觉得似是而非。你要说看满清一代，的确主子、奴才满天飞。但大明朝，大臣们崇尚气节，动不动就给皇帝提意见、撂脸子，经常把个皇帝整得下不来台。更不用说两宋三百多年，公认的“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最后崖山之战，十万军民心甘情愿陪着小皇帝跳海，这要用主子奴才的关系怎么也解释不通啊。再往前捋，看到诗经中所保留的美好篇章，圣王、贤臣自比于夫唱妇随，礼记中可是明确说夫妻合体同尊卑啊。
更不用列举那些历史上耳熟能详的发明创造、工程设施、战守攻伐，动辄几万、几十万人的参与，没有系统化的协作，这一切都是不大可能完成的。
回归到易学之中“阴阳调和，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的和合文化，中国人是懂“协作”的，只不过需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与时俱进。我们的确需要剔除骨子里的奴性和偏私，因为它压根不属于我们的本心。
易学位象中的“承乘比应”文化
1、什么是承、乘规则
承、乘规则实际上是爻位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则，两者都读cheng，为了有所区分，乘也读sheng。承，古人造字，双手举高，恭敬谨慎地托着一个小孩儿。在位象规则之中，“承”表示下爻对上爻的承奉之意，术语是某爻承某爻，这里面或许有点吹吹拍拍的意思，但也同样具备托举之意。乘，古人造字，人登上大树枝桠的顶端，登高远眺的意思，《说文解字》：乘者，覆也。在位象规则之中，“乘”表示上爻对下爻的乘驭之意，术语是某爻乘某爻，其中意味确实免不了掌控、驾驭的含义，但也同样包括照顾、指导的意味。传统解读中多言：阴爻承阳爻为顺为吉，阴爻乘阳爻为逆为凶，莫信。后面会提到。
2、什么是比、应规则
比、应规则实际上是爻位之间的相对位置规则，比是相邻的两个爻，术语是某爻与某爻相比，其中有比邻合作之象；应是上下卦对应的两爻，分别是初爻与四爻相应，二爻与五爻相应，三爻与六爻相应，其中有应合支援匹配之象。在比、应分析中，通常遵循“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则，也就是俗话说的：“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只不过需要指出，这是“象”的思维，并不是两个男的就一定敌对，一男一女就一定和谐，主要看具体人和事所呈现的“象”来判断阴阳比应。
3、为什么承、乘、比、应不是来推断吉凶的
一般地说，阳爻乘阴爻，阴爻承阳爻者为顺；而相反，阴爻乘阳爻，阳爻承阴爻者为逆，逆者则不吉。然后在占卜分析的时候，就根据爻位和阴爻、阳爻推断吉凶。这是子弹袋里插木棍儿，本想骗鬼子，反而骗了董存瑞。这种规则除了体现重男轻女的思想意识之外，毫无用处。请看：
1、 规则重叠，又无权重先后的部署。实战当中，当承乘分析和比应分析出现冲突的时候，全靠解卦一张嘴，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
2、用承乘比应的规则分析爻辞，例外太多。大部分讲承乘比应的书都是举规则成立的例子，而对不成立的爻辞爻位一律避而不谈，这也就是糊弄求神问卜的糊涂蛋子。作为一项思维游戏的正式规则，这不是一个好规则。
3、最为重要的就是推理过程中的僵化死板地运用规则，完全忽略了易学强调“机”、“时”的特点。以阴爻乘阳爻为例，按一般规则都认为多凶，为逆。可在具体环境和具体事件当中，阴阳的对应关系就会发生变化，比如否卦，倒是体现了男尊女卑，可这是家庭内部定位，所以就是本末颠倒、倒行逆施；而泰，极为推崇母亲、母性的地位，也是因为这是家庭内部定位，这就是大吉大利。
由此可见，传统易学书籍上把“承乘比应”看作吉凶推断的规则，基本上都染上牵强附会的沉疴。还不如不学，不如不会。
4、“承、乘、比、应”讲的是中国式的“协作”关系
承乘比应，到底有什么用呢？圣人立象以尽意。圣人只是用“象”打比方讲道理而已。
1、上下级关系要明确。
——上级对下级，为乘，领导就要有个领导的样子，令行禁止，但也必须承担责任，有远见、有决断、有担当，识人、用人、育人、爱人，这都是作为领导的应有之意。领导总是要有一些手腕手段的，嫌麻烦也别当领导啊。只要心正、中信，上“乘”下无可厚非。
——下级对上级，是承，下属也要有个下属的样子，吹牛拍马抬轿子，这是要害领导的调子，屁话自有屁人爱听，喜欢这一套的领导也好不到哪去。但是下级对上级的尊重还是要有的，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篱笆三个桩，总要有属下的拥戴，才能实现领导的计划目标，所以下“承”上，原应如此。当代民主社会，我们当然要强调职务上有上下级的分别，但人格上是平等的，离了这个本分，我们真的倒退回主子、奴才的时代了。
2、协作中，注重人员搭配，强调补台而不是拆台
——所谓比，相邻两爻为比，这里既有“承乘”之意，也有“袍泽”之谊，所以在人员布局的时候要讲究阴阳和合，相辅相成。实际工作之中，人与人之间由于人格特征、才华贡献、品行习惯的差异，的确有相生相克的特点，某些人之间就是矛盾重重，而有些人则能彼此惺惺相惜。
——所谓应，讲的是内外卦对应爻位间的配合支援。而在实际工作中，各职能部门的配合支援就格外重要，所以具体案例分析时，要有针对性做准备工作。
3、具体环境下，要发挥关键人物或者关键事件的特殊作用
——易学强调“时”，也就是每一个规律的适应条件。我们在分析敌我矛盾冲突和家庭、单位内部矛盾冲突时，规则的使用自然会有所不同；同理我们在分析一个完整事件的不同阶段时，各爻所代表的特殊位置也就需要关键人物或者关键事件发挥它的特殊价值。就比如中国人讲评书，总会设计一个“牛皋”、“程咬金”之类的角色插科打诨，论本事，就三两下子，但关键时刻解决关键问题，非他莫属。
“一群虫”的问题到底出在哪？
变态的社会造就了变态的心理。“一群虫”的现象的确存在，即使现在也依旧存在，而且也并非仅仅中国人如是。这跟中国人整体特征无关，这跟华夏文明传统无关，这原本就是变态的社会形态所造成的“一群虫”，正如当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行其道，你觉得该不该埋怨老祖宗呢？不致良知，我们只能随波逐流，谁也不能幸免；致良知，修齐治平，光明大道，也是唯一自救的门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