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时，站在爷爷奶奶碑前，老弟和我鞠了三躬。
爷爷，生于1919，走的时候74岁。奶奶，生于1921年，走的时候93岁。
奶奶走的那年，家人在奶奶房间的抽屉深处,找到一张支离破碎、盖着红章的纸，上面隐约有“田契”字样。叔叔说，这相当于过去的“房产证”。我上网查了查，这其实是张缴农业税后的收据，相当于现在的“完税证明”。
不禁莞尔。从奶奶的只言片语和爸爸、姑姑的记忆片段中，我知道，祖父辈不曾富过。但，我有冲动要将那些断章拼凑起来，就像我极力将那张“完税证明”抚平、对齐、粘好。无他原因，想为爷爷奶奶来世上走一遭留下点存在证明。
爷爷的祖上据说是远近闻名、田产辽阔的地主，但传到曾祖父这一代，只能算是富农。曾祖父在爷爷还是小学童时就撒手去了。一个寡母、三个姐姐操持家务，宠大了家中唯一的男孩。爷爷读书不佳、身体也弱，10多岁去了一家烧饼店当学徒。店主在做饼时，总打发爷爷帮师娘抱哄孩子，待饼做成了，再令爷爷提篮到路边叫卖。有天，爷爷守着篮子在路边睡着了，被师父瞧见，一顿敲脑壳，当天收拾铺盖回了家。
家中没有能下苦力干活的男丁，曾祖母着急，眼光落在爷爷的大姐身上。爷爷的大姐人美心善、个性软弱，是个哑巴。曾祖母总担心她出嫁被婆家欺负，遂招了女婿上门。家中有了个壮劳力，干农活得力多了。那年夏天，爷爷跟着他的大姐夫去河塘洗澡。爷爷的大姐碰巧路过，看见了令她心惊的一幕：新婚丈夫正一下下把弟弟的头往水里按，弟弟慌忙挣扎扑腾。她想叫“救命”，可叫不出来。幸好有路人跳下水，救上了她的弟弟。
爷爷的大姐急忙赶到家，比划着告诉曾祖母刚发生的一幕。这个得力又“有野心”的姑爷立马被赶出了家门。也许是因为不能离婚的缘故，“哑巴姐姐”跟着去夫家生活，没过半年，就蹊跷地告别人世。很快，那户人家就吹吹打打，迎娶了新妇。
几年后，爷爷的二姐、三姐相继出嫁。爷爷也到了适婚年龄，经媒人撮合，与小他两岁的奶奶结了婚。
奶奶出生于农家，作为父母膝下唯一的女儿，颇受父母、哥哥们的爱护，做姑娘时，尽管生活清贫，但重活是不用干的。
奶奶的父母想当然的以为，亲家田产多，就一个独子，没有烦心的小姑子，奶奶嫁过去怎么着也会过得比娘家好的。
事实上，远远不如。
婚后不久，爷爷得了一场重病，百般治疗无效，被送到庙里，喘着最后一口气。周围邻居的议论：“那家要绝户了，新娶的媳妇也是要跑的。”奶奶好像不曾听见流言蜚语，日夜服侍在爷爷身边，不离开半步。曾祖母听说有一种西药可以治好这种病，决定作最后一搏。她卖了大部分田产，一次次托人从上海买回西药，终于把爷爷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人回来了，钱没了。从没干过重活的奶奶，挑起了比男人还重的担子：侍奉年老的婆婆、病后初愈的丈夫，每天到所剩无几的薄田里打理田地。可是手脚磨出厚茧，也变不出钱。有天，她看到村口卖针头线脑的小贩身旁围了一圈妇女，受了启发。她开始留心攒下卖蔬菜的零头，攒够本，也提上小篮子叫卖针头线脑。奶奶去的地方，按现在的话说，是“市场空白点”，代价是来回步行30多公里。
哦，这里没有什么创业致富的神话。非但没有神话，当时还引来了闲话，有人跟曾祖母说，“她提篮叫卖，是动了跟别人跑的念头。”面对曾祖母的质疑，奶奶站直腰杆回应：“我不为你‘X’家人争光，也要为我‘Z’姓争光。”（X是爷爷的姓，Z是奶奶的姓。）
爷爷家是近郊，卖蔬菜是主业。因为早市上带露水的新鲜菜好卖，菜农（包括我奶奶）常常在早晨1、2点就着月光在田间劳作。卖针头线脑算是副业，只挣点酱油钱。生活压力、营养不良，奶奶的头几个孩子都没“存”住，一次次打击，让她对襁褓中婴儿的一点风吹草动都格外焦虑。后来日子渐渐好转，才盼大了两男两女。
焦虑，让奶奶从30岁开始抽烟，一抽就是64年。
奶奶的婚姻谈不上愉悦，据我的父亲和姑姑回忆，爷爷在外好脾气，在家却不温柔，发起火来，会向奶奶掷凳子。（当然，爷爷也有许多让家人感念的事情。在农村粮食短缺的那三年，爷爷常常在床上静躺，只为让妻儿能多吃一点；帮子女照看孙辈，直至孙辈入托……）
爷爷走的那年，我八岁，孩子眼中，奶奶没有显露出太多悲伤。
爷爷走后，奶奶又独自生活了20年，吃斋念佛度日。她隔两周就会来到长子（我爸爸）家的客厅，拿起爷爷的遗像，用手绢擦一遍玻璃面，擦一遍相框，再捧起爷爷的像端望一下。94岁那年，因为白内障，视力已经很差了，但还是那样一套程序——擦一擦、端望一下。
作为孙辈，我们有时会因为家里飞进一只大蛾子或者蝴蝶而大惊小怪，每逢这时，奶奶都会赶来，吩咐不可以打，那是爷爷来看我们过得好不好。
渐渐地，我们不再惊讶，有时只是小声地说，“呦，飞来一只蝴蝶。”
清明时节，油菜花、樱花、桃花……百花争艳，蝴蝶最常见不过了。可是，奶奶似乎总能听见我们的“报告”，从她的房间赶来，静静地看一只蝴蝶，翩翩飞来、又悄悄飞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