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出现和持续，改变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律师行业普遍受此影响，业务下滑，而刑事辩律师受到的冲击最大。
因为看守所封闭，正常的面对面线下会见受阻，而线上会见，一是预约难，二是时间短，过去一次就能搞定的会见，现在跑三趟也未必能如愿。
过去会见的时间基本没有限制，现在一次只能预约一小时，而实际的有效会见时间可能只有三、四十分钟，如果运气不好的话，有时甚至要开庭了还见不上当事人。
律师投入很大，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大幅增加，但是吃力不讨好，当事人更关注的是结果，不管你费多大的劲，快要开庭了你还没有见上 当事人，家属认为你不是懈怠就是无能。
特别是疫情期间，大多数案件的开庭是通过远程视频线上的方式进行，与以往线下面对面开庭相比，庭审效果大打折扣。
为什么疫情以来，刑事辩律师的接案率锐减，有的甚至生存都成了问题，不是没案件，而是有案也不敢接、不能接。
停滞、挣扎中，有人迷茫，有人摇摆，还有的人干脆就放弃，改行做民商业务了。
作为一名自我标榜只做刑事辩护业务的老律师，转型不现实，也救不了急，只能是“守得云开见月明，静待花开终有时”。
疫情期间，我一直在想，农民种地，雨天不能出工，还懂得用柳条编个篮子挣钱，那么作为刑辩律师，除了出庭为“坏人”辩护，难道就什么也不能做了吗？
搞企业的人经常说要打通扩展上下游产业链，难道刑事辩护就没有任何延伸性，就没有任何拓展的空间，就没有合适的副业搞一搞？遇到类似的疫情就只能一愁莫展、坐吃山空吗？
仔细想想，其实刑事辩护律师除出庭辩护这一核心业务外，可拓展的空间很大，我梳理了一下，至少有八个方面：
其一、刑事普法。
罗翔就是很好的榜样，就讲个刑法，都有几千万粉丝。
其二、刑事风控。
刑事辩护律师就好比医院的手术大夫，出庭辩护就好比进抢救室做手术，手术再高明，不如平时多做几次体检，而个人刑事风险的防范与控制就好比医疗行业中的体检，技术含量不高，但体量大，收入不见得就比手术大夫的少。
其三、企业合规。
企业合规，包括事前、事中、事后，有点象医疗行业的保健师，一方面通过完善制度，防患于未然，另一 方面对诊断发现的问题，争取不进医院，吃点药就好，再者，即便非得去医院，尽量争取不开刀、不住院，回家保守治疗。企业合规可以说是目前刑事业务最大的蓝海。
其四、企业反腐。
政府的反府、国企的反腐，国家专门成立纪委、监委来负责，而对于民营企来讲，特别是对于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来讲，企业内部的反腐败、反舞弊 ，也急需懂刑事的律师来介入献计献策防微杜渐，就象啄木鸟一样。
其五、发问辩论写作技能交流。
在所有的律师业务中，唯有刑事业务能打通法律职业共同体，近几年来有大量的检察官、刑事法官、公安干警辞去公职，转做刑辩律师，就充分说明侦、监、控、辩、审五方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积累的知识、经验、技能是相通的。分享交流是刚性需求，最近中央出台的有关法律职业共同体统一进行业务培训的文件预示着做一个刑事兼职培训师的荣光和诱人前景。
其六、刑民交叉关联案件处理。
由刑辩律师来处理与刑事相关联的民事案件，如交通事故中的损害赔偿、集资案件中的借贷担保纠纷，在熟悉案情、与当事人沟通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完全可以顺势而为，大可不必作茧自缚、画地为牢。
其七、民商诉讼的被告方代理。
民商诉讼与刑事诉讼，虽属不同领域，但诉讼的对抗性是二者的共同之处，刑事诉讼的对抗性烈度远强于民商诉讼，特别是为民商事被告代理与为刑事被告人辩护，二者的思维模式，所需的技能技巧，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区别在于实体法知识不同，给一个民商事被告代理，相当于多研究一个罪名而已。“靠刑辩打名气，靠民商赚大钱”虽然有点俗，但却是古今中外许多律师的座右铭。
其八、执业感悟律政小说创作。
这些年我们国内的刑辩律师基于执业感悟出版书籍已屡见不鲜，既扩大了影响、提升了形象，也获得了收入。像国外的一些刑辩律师那样，利用自已丰富的阅历创作律政体裁小说，而成为畅销书作家的虽然还为数不多，但这无疑也是刑辩律师展示才华、流芳百世的最佳副业之一。
刑辩律师，除了出庭辩护，享受逻辑和雄辩之美，在解民于倒悬、救人于水火的过程中寻找成就感外，还可以将自已的视线扩展到以上八个方面，让生活过得更滋润一些，让事业变得更多姿多彩一些，即便在疫情期间，步子也可以迈得更从容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