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育4个孩子,坚持让4个孩子上学。在那个年代,在那个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年代,妈妈和二叔的压力可想而知。
从小,我就知道:在我们村,我们家不是最穷的,但也差不多。
从小,我就知道,在我们家,只要好好读书,妈妈和二叔就会高看一眼,疼爱就会增加一份。
孩子多的好处之一,是孩子之间可以有竞争。这对于孩子的成长,应该是有好处的。
现如今,尤其是城里人,家家一个孩子,什么都是孩子的,什么都依着孩子的,很好,也很不好。
比如,在我们家,学习好,能考上学,就可以继续念书;学习不好,考不上,回家种地,或外出打工。
家里的政策如此,谁厉害谁上学,孩子们都很自觉,都很服气。
要知道,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在偏远农村,念书几乎是农村孩子寻找出路的最好选择了。
但并不是所有想念书的孩子都能念书。
不为别的,因为穷,因为交不起每年三块五块、十块八块的学费。还因为“读书无用论”。
更多的农村家庭,即便比我家有钱,大多选择孩子念完小学就务农、学技术或外出打工的路子。
在当时的农村,只要认识字,似乎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家不是。我家重视教育。我家有竞争机制。
从小,我就深知学习的重要性。
那时,从没听说“知识改变命运”这种深刻的道理。
那时,只知道好好念书,才能考上好的学校,才能找到一只“铁饭碗”。
离开农村,到城里上班。这是太多农村孩子追求一生的梦想。
在农村,在同龄人甚至她的晚辈中,妈妈绝对算是一个知识分子。
妈妈教育孩子,绝对与众不同。
妈妈从不打孩子,甚至很少骂孩子,以说服教育为主。
说教,引导,教我们怎么做人。
从小,我们家的孩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朴实,听话,从不惹祸。
这与妈妈的教育方式有关。
上小学一到三年级,我的学习成绩很不好。
那时候,真的觉得自己好笨,书上的东西,真的不理解,想使劲,不知道怎么使。
但我想念书,想考上初中,不想小学毕业就去当农民,就去修理地球。
应该是四年级吧,期中考试的时候,我一直很差的数学忽然考了一个100分。
自己都吓了一跳。
老师更不屑:你小子,打小抄吧?
谁都不相信。包括我自己。
因为太突然了,来得太快了。
我自己,好像是突然开窍了一样,以前不明白的,全都明白了;以前不懂的,全都懂了。
妈妈自然很高兴,自然会鼓励我。
当年期末考试,我给妈妈带来更大的惊喜:全班第一名,破天荒,第一次。
尤其是我在语言方面的天赋,开始逐渐显现。
作文,开始被老师当作范文,经常在班里念来念去。
奖状,开始一个一个往家里拿。
妈妈很高兴,亲手把我得来的奖状,一张一张地贴在家里最显眼的位置。
在农村,孩子从学校拿回来的奖状,绝对是最值得炫耀的家庭财富。
因为这奖状是希望,是父母的希望,是全家人的希望。
很快,我家的奖状贴满一面墙。
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开始成为妈妈和二叔的骄傲。
他们或许认定:这个儿子将来会成就一番事业。
只可惜,小学毕业,我并没有像老师和父母预料的那样考进区里的重点中学。
我被当时的四川省开县岳溪区胡家乡中心小学录取,那里有一个初中部,也叫帽子班,初一两个班,初二、初三各一班。
我的一些小学同学,因为家里相对宽裕,花议价到开县岳溪区里的一所民办初中就读。
乡里和区里,教学水平相差甚大,前途大大不同。
妈妈和二叔也有心送我去区里上初中,但实在无能为力。
在乡里上初中,我依然是班里的学习尖子,依然每年都至少拿两个奖状回家:期中一个,期末一个。
但乡里就是乡里。我再努力,环境就是那个样子,教学质量就是那个样子。
三年后,我考上离家很远的一所职高,开县正坝职业高级中学。
很可笑,我竟然是我们学校当年唯一一个考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尽管是最次的职高。
那时候,高考制度还没有改革,还在实行计划招生。
那时候,上职高,也就意味着根本没有参加高考的机会。
那时候,上职高,纯属是花钱浪费时间。
外出打工,同样学到技术,还能挣到钱。职高却不能。
通知书到了,上与不上,我自己都没想明白。
事情明摆着:上职高,要花不少钱,还没机会考大学。
有这个必要吗?好多亲友都在反对。
妈妈和二叔的态度却一如既往地坚决:上学去。
考到哪念到哪。这是妈妈和二叔定下的家规,不容更改。
二哥把我送到那个山沟里的学校。
说是职业高中,其实就是以前的普通高中改过来的。专业老师奇缺,实践机会没有。
在这里,想学到一技之长,很难。
更何况,我的专业还很“农业化”:养殖。
当时心就凉了:念书就为了跳出农门。这下可好,学养殖,想离开农村,更难了。
所以,从上职高的第一天开始,心里开始长草,不愿念,不想浪费时间。
妈妈和二叔坚持:念完再说。家里再困难,也要让你念完高中。
我不敢偷懒。
学习依然认真,奖状依然不停往家里拿。
但内心的抵触情结一直没有消散,并且越来越强烈。
高一念完的那个暑假,我自做主张,把学习用品和行李通通拿回家:我要罢学,我要外出打工。
以为妈妈要大发脾气地训我。
没想到,妈妈出奇的平静。包括二叔,连半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
妈妈对我讲:你长大了,我们尊重你的意见。
妈妈还对我讲:你想外出打工,我们支持。但暑假正是农忙季节,我和你二叔忙不过来,你先在家帮我们干两个月的农活,之后你就外出打工,我们绝不拦你。
我很高兴,以为说服了妈妈和二叔。
我很配合妈妈的安排。想到两个月后就可以到梦想中的深圳去打工,莫名的兴奋。
艰苦的劳动开始了。
在这之前,因为我一直学习很好,妈妈和二叔很少让我干农活。
农村那些生存技能,我基本上都不会。
那个暑假,是我一生都忘不了暑假。
那个暑假,妈妈和二叔手把手地教我,让我真正懂得了农民的艰辛。
每天一大早,不管晴天阴天还是雨天,妈妈准时把我叫醒,扛上农具,出门干活,风雨无阻。
每天大中午,骄阳似火,妈妈和二叔陪着我,在田地里忙这忙那,真正的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滴禾下土”的体验如此直接。
每天晚上,妈妈领着我宰猪草、喂猪食,养鸡养狗,每天忙到很晚才能上床。
那份苦,那种累,我从没体验过。
妈妈和二叔丝毫没有怜悯我的意思,要求一天比一天严格。
妈妈告诉我:农村就是这样,必须这样,否则就没有办法活下去。
劳动间隙,妈妈和二叔不动声色地向我灌输:在农村不容易,这农民不好当。即便出去打工,钱也不是那么好挣的,早晚还得回到农村。
讲了很多很多道理。
那两个月,辛苦而漫长。
慢慢地,我知道了妈妈和二叔的良苦用心。
他们是想这种方式,让他们认为最为出息的儿子重新回到学校,继续他们的梦想,继续我们一家人的梦想。
因为这个时候,我的哥哥、姐姐和妹妹都因没考上上一级学校,全都已经缀学。
我终于意识到:我不只是为我自己念书,我是在为全家人念书。
临近9月1日,临近新学期开始,我主动找到妈妈和二叔:我回学校,继续读完我的职高。
二叔笑了,抚摸着我的头。
妈妈什么也没说。
妈妈转身。
妈妈双手捂脸。
我转身,背朝妈妈。
我不想看到妈妈的眼泪。
从此,我决定不再惹妈妈伤心
。
渝夫 2009年12月写于辽宁省沈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