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是一位有雄才大略，勇于开拓的皇帝。他继承了明太祖朱元璋的遗志，力排众议，营建北京城并迁都北京，这是他一生中施政的一个亮点。朱棣的根基在北京，他不喜欢南京的政治氛围，这是他迁都的重要因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继承了明初的迁都既定国策，实践了“天子守边”的政治理想。当时，开封、凤阳、西安都曾经是明朝都城的备选地，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北部边疆的防御，抵抗北撤的蒙古随时可能的南下侵犯。因此，明成祖迁都北京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紫禁城和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还开启了中国传统政治格局的变迁，一直影响到现在。
征战蒙古、安南，建造新皇宫，下西洋，修《永乐大典》，这些“永乐气魄”是今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然而，当人们折服于居庸关和八达岭长城的雄伟，惊叹于昌平明十三陵的奢华时，却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位叱咤风云的皇帝为什么敢把自己的陵寝修建在“国防前线”上？
从明十三陵到长城的直线距离只有二十余里路，现在看来，这段距离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但是放在大明朝，这段距离就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当时，长城是明朝北部的国防前线，十三陵是明朝皇帝的死后安寝之所，两者距离之近，为历朝历代所仅有，而这段最短距离就是朱棣所创造的。
朱棣选择天寿山作为自己的长陵所在地，是看中了天寿山园区风水绝佳，可作为万年吉壤。永保朱明子孙绵延不绝。不过，从后来清朝的东、西陵选址来看，风水宝地并不仅天寿山一处。也就是说，只强调风水因素，而忽略安全因素，并不足以解释朱棣为何会选择在长城脚下修建陵墓这一事实。相反，朱棣一定是考虑到了安全因素，仔细权衡了利弊，并赋予了特殊政治寓意之后，才下决心在国防前线上修建自己的安息之所的。并且，他不仅自己在此建陵墓，还要开一代先河，让自己的儿孙后代们都要拱卫着自己，共同在阴间背靠燕山，南面临御天下而治。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寓意呢？
原来，明朝自建国之日期至明朝灭亡之时为止，都没有解决一个重要政治问题，那就是国家永远处于战争状态，而没有宣布结束战争状态，这个战争就是大明对蒙古的战争。尽管元顺帝逃亡北方，明君攻占了元大都，朱元璋和朱棣也多次重兵征讨蒙古，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除蒙古对大明的威胁。这场战争没有正式宣告结束，双方一直处在举国动员的状态。而事实上，蒙古的不断骚扰确实成为明朝历代皇帝的心腹大患，鞑子问题一直是大明挥之不去的阴影。因此，加强戒备，以防为主，攻防结合，就是自朱元璋一来一以贯之的边防策略。不同于以往朝代的“天子居中，诸侯守边”，明朝自建国之初就奉行“天子守边”，只为没有听到胜利的号角。从朱元璋征讨蒙古，到他分封自己的九个儿子做“塞王”，到修筑长城，燕王扫北，迁都北京，五征蒙古，再到朱棣在长城脚下修建陵墓，都贯穿了“天子守边”的既定国策。而明成祖朱棣则是“天子守边”最坚定、最彻底的实践者，就在于他敢把自己的身后事都与之紧密相连。朱棣自选择天寿山之日起，就在向世人宣告了“死守”的政治寓意。这个“死守”有两层含义，一是自己死后也要守在边防前线，坐镇一线，保卫大明江山，二是要求边防将士们死守前线，否则皇陵不保，大明国祚也将不保。这才是他建陵于边境的深刻政治含义。
后来的事实证明，每当北部边防吃紧，大明朝野内外首先想到的就是祖宗陵墓的安危，即之关乎社稷安危，无不以此砥砺士气，奋勇杀敌，效死疆场。然而，朱棣没有料到的是，大明的铁桶江山还是被人从北部突破，长墙拱卫的神话终于破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