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妹妹读二年级。有一天，她捂着自己的后脑勺悄悄从楼上下来，我认真一看，原来妹妹自己偷偷地剪了自己的头发，年纪小，手也不够长，后脑勺几处地方直接被剪凸掉了，整个脑袋坑坑洼洼，像一丛昨夜大雨打过东倒西歪的野草。我实在忍不住，指着妹妹的脑袋，哈哈大笑，周围的人都围过来，一看妹妹的发型，也都笑趴下了。隔壁的小朋友捂着笑痛了的肚子，问妹妹为什么想不开要自己剪头发？妹妹羞红了脸，更加死命地护住自己的脑袋什么话也不肯说。一旁的钰二哥在旁边打趣说，妹妹肯定是嫌村里的剃头匠将师剪的不好看，索性就自己剪了。我也实在忍不住，故意说，妹妹你这样更好看，走在路上回头率很高。隔壁的石头婶女儿与妹妹同班，她更绝，硬是说妹妹故意剪了这么一个发型，是为了第二天期末考好吸引同学们的注意，让大家无法安心考试，这样她才能够得第一。妹妹气得一个礼拜不跟石头婶说话。后面还是奶奶带着妹妹去找了将师，把剪坏了的头发仔细修修补补才好出去见人，自那以后，我们家包括附近的邻居的小朋友们再也不敢像从前那样拿着一把剪刀随便摆弄自己的头发了。
那时候村里只有一个剃头匠，名叫将师。他其实也不是专业的剃头匠，他的老爸才是。我爷爷那一代人包括我爸爸那一代人小时候的头发都是他老爸帮忙打理的。他老爸年纪大了，手抖得厉害，没办法再帮人剪头发了。将师不肯子承父业，自己出去外面拉活干。但是从小耳濡目染，用石头婶的话来说就是“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家里又一副现成的剃头工具，于是乡亲们还是习惯性地找上门来。将师一家住在一座翻新过的古厝里，黑瓦白墙，中间是一个很大的庭院，右边是一家药店，卖祖传胃药也帮人看看头疼脑热等家常病痛。左边住着一对老夫妇。将师一家5口与一位寡妇云二嫂住在中间的庭院部分。不过他剪头发却不在这里，是在老厝左边的一排旧房子，中间一个小小的屋子，平时是关着门的。有人来剪头发了，将师打开门，一股潮湿憋闷的空气迎面扑来。他拉亮电灯，给剪发的推子接上合适的刀片，剪发的人在那把专门的椅子上坐下来，将师拿起旁边一个装满水的水壶，水壶通常就是一个塑料瓶子，瓶盖上扎几个小孔，“吱溜吱溜”往头上喷水，将头发打湿，梳子梳顺之后就拿起推子“刷刷刷”往上推了。不论来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是胖是瘦是高是矮，是方脸圆脸还是国字脸，将师一律收一块钱，一律剪同一种发式，只是男人的剪得更短一点。这个发型前后短，耳朵前面俢一撮长长的留下来像飞机的两翼，因此这个发型就叫“飞机头”。
我们小时候对剃头匠将师的技术其实并不感兴趣，小孩子被大人摁着在将师那把破旧的太师椅上坐着一点都不好玩。因此，若不是被家里边的长辈们三催四请，甚至是用棍子后面追着赶过来，我们是决计不会想到来找剃头匠将师理头发的。那时候我们这群小孩子更喜欢的其实是他家后面的三棵荔枝树。这三棵树都很大，树干足足有两个大人的腰肢那么粗，树干往上，树枝越长越多，越长越高，叶子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将这三棵树撑成一个挡不了雨水但完全可以遮得住阳光的三把大伞。这些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岁了，按照奶奶的话讲，在她刚嫁过来的时候，这些树就已经在那里了，据说是将师的爷爷那一辈人载下的。荔枝树每年夏天都结满红艳艳甜中带点酸的荔枝。
小孩子的嘴巴都很馋，于是在每年荔枝结果的时候，我们就整天守候在荔枝树下，等着树上的荔枝掉下来，好捡起来吃。可是平时风和日丽的日子，荔枝掉下来也有限，于是就盼望着刮风下雨，尤其是刮台风的时候。风呼呼地刮着，天上有人在泼水，一桶水，两桶水，三桶水，，，，，，千万桶水一齐泼，“哗啦啦”一道道雨帘打下来，树上的荔枝也跟着留不住了，“噼里啪啦”，也跟着下雨落冰雹似的纷纷往下落。我们这群孩子这时候连风雨都顾不上了，冲出去，捡荔枝。一捧捧捡回家。更绝的是那些大孩子们，趁着这风大雨大，从老远的地方丢一根木头过来，打中荔枝树，又哗啦啦掉下来好多荔枝，我们捡的更开心了。可这时候，将师的老爸就坐不住了，他拄着一根拐杖，站在遮雨的屋檐下，骂骂咧咧，“夭寿仔，净做些坏歹志，不要让阮知道是谁啊。”可是风雨这么大，为了几颗荔枝，将师的老爸又不可能冲出来，再说了，就算出来了又怎么样呢？到底是哪个人丢的树枝呢？
我们慢慢长大了，将师屋子后面的那三棵荔枝树依然年年结着好吃的荔枝，可是再也引不起我们的兴趣了。觉得将师的理发技术太臭，年年岁岁一样的“飞机头”，实在不好看，我索性留起了长头发，脑袋后面拖一根长长的马尾，好看自然也是谈不上的，但是至少省去了剪头发的麻烦，我就一年一年任头发长着，马尾也就跟着越绑越长。直到有一天村里又来了一个理发师。是从隔壁村嫁过来的一个年轻小媳妇，家在穿村而过的桃溪的另外一侧。我们在桃溪的东边，她在桃溪的西边，于是大家就都呼她“溪西婆”。记得年轻时候的溪西婆个子高高的，圆圆脸，皮肤很白，她的头发也很长，而且是很罕见的自然卷，蓬松浓密的头发披在肩上，像香港电视剧里的女演员。她丈夫开卡车拉货，那时这还真的是一个好职业，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是记不得他的样子，实在没有什么印象。倒是他的老婆，刚嫁过来没多久，就在村里出名了，因为她会剪头发。在那个时候，她的理发技术确实也是秒杀将师，别的先不说，单是理发的工具，各种各样的大剪子、小剪子包在一个黑色的绒布袋里，翻开绒布袋，拿出来，泛着冷冷的金属光芒，梳子、推子、夹子等东西放在桌上，就让我们这些平时习惯了将师的一把推子、一把剪子、一把梳子的顾客们称赞不已了。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候去溪西婆那理发，她会先帮我们洗头，就在理发店前面的洗衣槽。除了平时用的水龙头外，她还在洗衣槽的上方挂了个铁桶，底部开个口子，也装上一个水龙头。铁桶里装的水是掺过热水试过温度的，淋下来刚刚好。洗过头发再理发，理好后她还用电吹风吹干。剪完头发的人个个神清气爽，走在路上，风轻轻地吹过耳际，真有点耳聪目明、飘飘欲仙的感觉。这些在现在看来司空见惯的事情，可在那时候的我们村，就是一件破天荒、了不起的大事。于是溪西婆在我们村里一炮打响，需要理发的时候，大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去溪西婆那，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从一大早开门起，那人来人往，排队等待理发的人有时候都坐到了屋外的榕树下。
就这样，心不甘情不愿子承父业的剃头匠将师很快被溪西婆取而代之，他的“飞机头”也彻底成了过往，除了几个念旧的老人聊天的时候谈起，基本上是被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里了。不过我还是很少去溪西婆那理发。少年时候的我似乎被笼罩在了一种对自己相貌极度不自信的自卑情绪里，害怕在众目睽睽之下正视镜子里的自己，更害怕面对那个剪完头发未知的自己。于是脑袋后面梳一根马尾的最普通发型几乎承包了我的整个少女时代。直到去福州上了大学，有一回在同学的再三唆使下，花了150元去学生街一家叫“蓝调”的美发店将自己的头发修短拉直。好像也没什么变化吧，单是换个发型就令人眼前一亮的变化应该也是只属于本身底子就不错的女生吧。反正拉完头发后我还是不好意思将头发披散下来，依然清汤寡水的马尾辫绑着，感觉有换发型跟没换发型一个样。
大学毕业后，我回家当了一名老师。2010年的元旦我从学校回家，也许是新年的第一天，刚好天气晴朗，阳光温暖地晒着，反正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破天荒地跑到镇上去把自己十几年来的长发给剪了，换了一个及耳短发。看腻了自己长发马尾的样子，剪完短发的我觉得好轻松好快乐，几个好朋友看了也说不错。再想起前一阵子看过的电影《2012》，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沉浸在2012年12月12日是否真的就是世界末日的担忧与恐惧里边，心情一度很沉重。那天也许是因为刚刚剪了短发，那些担忧恐惧也跟着被剪走了，反正我突然明白了，管他是不是真的世界末日，开心地过好每一天，把握当下是最重要的。我把自己剪发的经历以及这一想法的改变记录了下来，题为《话说2010》发表在QQ空间里。元旦过后我去上班，陪学生一起晚自习。我在讲台上批改作业，旁边的手机在振动，我拿起来一看，一条短消息，打开，是一个平时调皮捣蛋的学生发来的，“老师，我在偷偷地看你的日志，抬起头来看着你改作业的样子，觉得无比的美好”。
将师的年纪越来越大了，我们也逐渐忘记了他曾经是一个剃头匠。溪西婆的理发事业还在继续着，她不断学习，那家小小的理发店几乎跟得上城里理发的潮流，外面流行拉直，溪西婆也跟着做拉直，流行烫发，溪西婆也学会了烫发。几年下来，原先那个小小的店面直接被翻新建起了一栋装修精美的五楼别墅，那个自制的铁桶花洒龙头是不在了，现在是两张皮面的躺椅，电热水器24小时烧着，热水管够。她的丈夫后来也不再跑车了，回家来给她充当理发的下手。好像现在也拿起了剪刀，帮人理头发了。直到现在，大家还是习惯性到她那边剪头发，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到她店里剪个头发几乎成了全体村民的一个保留节目，一种生活的仪式感。反正这个村里村民们的“头上功夫、顶上事业”是注定与溪西婆的这家理发店难舍难分了。
生了小孩，我的头发就再也没有留长过了，现在是越剪越短了。有时候也会带着小孩一起去剪头发，我先剪，剪完之后儿子剪。坐在冬天开着暖气夏天吹着空调装潢精致优美的理发店里，我跟儿子讲起小时候去找将师理发的故事，我跟儿子说，将师理发从不洗头，只是拿一个水壶，就是一个塑料瓶子，瓶盖上用锥子扎几个小孔，“吱溜吱溜”往头发上喷水，打湿了再理发。儿子不相信，说“妈妈你骗人。”过了一会儿他又问，“妈妈，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说那当然。儿子说，“那妈妈什么时候我回外婆家，你也带我去试试。”我说没问题。但我心里想，就算我现在带儿子去，剃头匠将师现在应该也是不理发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