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逾古稀的父亲，从会计岗位上退休下来近15年了，小学六年级毕业的父亲，不仅自学会计，而且他的会计业务屡屡被他工作单位评为先进。父亲做事向来认真执着，这几年热衷起家族修谱的事务，修谱时间之余，父亲准备试着用文字记录自己的许多过往，于是有了下面一段，他对于自己建国初期上学经历的回忆。虽然父亲的文字如同记流水帐，但父亲毕竟是鄂西南这个土家小山村众多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父亲连同这个小山村都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过往，但他忠实的记述对我来说，是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
记得从六岁起就开始放羊。家里有喂牲畜的习惯，养了一群羊，还有一匹灰色的小马。
早上刚蒙蒙亮，父亲就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快把牲畜赶出坡，吃过早饭好上学。离我家不远的一个地方叫岩湾，是一大片荒山，荒无人烟，山上长着绿油油的嫩草，还长着各种各样的刺条，特别是有一种叫木浆子树叶，羊子可喜欢吃，不要很长的时间，羊子就吃成大肚子，圆滚滚的，走起路来像很吃力的样子。我用一条非常结实的棕绳把小马栓在一棵花梨树上，并且还用力拉一下，是否栓牢实，然后才赶着大大小小的羊群走在回家的路上。
羊圈是用劈柴划成两半修的，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把羊子送进木圈后，然后把门关好，才进屋吃早饭。吃过饭，就背着一个用木板钉做的箱子当作书包，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
解放初期，国家一切建设刚刚起步，启蒙学校是旧社会田氏的祠堂，房子很高，砖瓦房，石大门，从大门进去，一个正方形的天井，两边是厢房，窗户很小，只有从大门进去的亮光，显得阴森黑暗。天井上方称为吞口，前方放着一张长方形桌子，约一米高，厚厚的，还用生漆刷过，旧社会供菩萨、供神像的专用桌。
地方刚开始办学，房屋，课桌都缺乏，学校筹集一些，学生自己带一部分，田氏供谱书的桌子也用上了。
我刚入学还曾看见过田氏族长田光亮，也称麻光亮，因为脸上有黄豆大的麻子，个子矮矮的，头上戴一顶瓜皮黑帽，上身穿一件毛月色长衫，下身穿一条左转弯黑裤，脚上穿一双宽边布鞋，出门行走，手持一根文明拐杖，嘴里时有哼着小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恶人，因为长相丑陋，大人小孩看见都怕，见着就躲起来。
学校离我家很近，只需要两分钟就可以跑到，头一天上学，有很多平常在一起玩过的伙伴，也有从来不相识的新伙伴，在操场上你追我赶的玩耍。忽然一声哨子，老师就把学生都集中到教室，编位，讲解到学校的规矩，上课要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下课可以在操场上搞课外活动，比如说跳绳、踢毽子，抓石头子，五花八门.......。
我的启蒙老师姓吴，名庆堂，箭楼子沟人。吴老师中等身材，头戴一条三尺长的白色毛巾，身穿一件天蓝色的中山服。他见到学生总是笑眯眯的，但在课堂上却是一副非常严肃的面孔。我们都怕他，上课时教室里鸦雀无声，同学们都专心致志听课，生怕漏掉什么，因为吴老师讲完课后，通常会点名回答问题。我也被点到过几次，答的有点文不对题，下课后，吴老师走到我桌旁，他突然变得轻言细语的给我纠正刚才的错误，这一情景让我终生难忘。
一九五八年，全国开展农民扫除文盲运动。
受学校统一安排，我和同学谭德坤，到耀英坪村八组教农民识字写字。我们白天在地里帮农民劳动，中间利用休息时间，教农民从最简单的字认起。晚上收工后，我们便把农民集中在一户堂屋较大的农户家里，利用手上国家统一编制的识字课本，给农民授起课来。我们自己小学都还未毕业，美其名曰授课，实际上也就是照本宣科，然后给每人发一张草纸，一支铅笔，按照书本上的题目，布置好作业，农民们做完作业，就可以回家了。
这场扫盲运动接近两个月，我和谭德坤一边劳动，一边教农民识字，学会了撕苞谷，扯黄豆一类的农活，真是一边读书，一边劳动，提高了自己的文化知识，还锻炼了一个人意志。
家里到耀英坪供销社，有一里路，弯弯曲曲，杂草丛生，一到春天和夏天，路上长着各种各样的杂草，把路盖得严严的，特别是一遇到下雨天，就要打湿鞋子，并且还要防止怕踩着蛇，路上长着的草太可恨。一个星期天，我早上吃过早饭，手里拿一把先磨好的小刀，带着一个小板凳，卷起衣袖，从家门口就开始割路两边的杂草，整整割了大半天，这时一位区委干部（后来听父亲说叫王汉卿）路过说，你是谁家的孩子，是谁叫你把路上的草割干净的？我说是自己主动割的，路上的草割了以后，下雨走路不会湿脚，对别人对自己都有好处，王干部说：“从小爱做好事，长大以后，一定会有出息。”有没有出息不好说，但我把这句话牢牢记在了脑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