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沂蒙,除了本地人,其他稍微对这里有一点了解的人,大概是从六七十年代抗日电影里得来的一点印象,破棉裤,大襟袄,黑皮肤,大白牙,一脸憨笑,厚道纯朴的庄稼人;住在大山里,黄土地,泥巴路,石头墙,麦草房,也总能围成一个四方小院。以前也确实大抵这样,起码我奶奶这一辈便是这样过来的,经过父母这一辈的辛劳,到我这一代也算是赶上新时代了。
我从小在山里长大,村子周围四面环山,层层叠叠。直到像是读初中,语文课本中的一首新诗,王家新的<在山的那边>在山的那边是什么?从此我便有了走出大山的念头,这个念头自那时起在我心里扎下了根。诗里的片段是这样写的: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 _ _ 山那边是什么呢?
妈妈给我说过:海
哦,山那边是海吗?
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 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
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 ___
山的那边依然是山 山那边的山阿,铁青着脸 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
“妈妈,那个海呢?”
大概是大山里的人对外面世界的一种向往,一种对新鲜事物的渴望,更是对未来生活的些许期待。于是大学我选择了江南,大学里的第一次旅行我去了宁波看海,浪花从远处打来,我头晕目眩。但是海在我心里热爱不减。大概是因为它的辽阔和自由。
在江南生活了六年后我回到了家乡。从烟花细柳,绿荷轻舟又回到了这一方小院一直过了中秋。就像又回到了自己的从前,一切都是熟悉的模样。
这里四季鲜明,一年中最忙的除了春天就是秋天了。大山里的人过的是阴历,一年随着二十四个节气走,日出晨起,日落而息。立秋这一日一过,秋天便拉开序幕了,阳光立马柔和起来,再没有夏季那般灼肤之感。早晚更添了一份凉意,之后便是一场秋雨一场寒了。立秋之后就是处暑,接着就是中元节,又称鬼节,这天村子里的人早早的买来新鲜的酒肉,中午家里的媳妇们开始准备祭祀用品。大都是胙肉,煎蛋(同样也是不加盐的),水饺,讲究的人家会配点水果和糕点,祭祀要赶在下午落日之前,一般家里的男丁一过晌午就提着祭品烧纸和鞭炮出门了,祭祀是不许女性去的,包括成年女性和未成年女性,所以家里爷爷去世的早,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爷爷的坟茔在哪里。
中元节过后十多天就是白露了,秋收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开始了。但随着每年的降水和温度的变化,熟期也会随着前移或后推。今年的花生由于之前干旱,入秋后几次台风才带来几场大的降水,所以今年的花生就比往年晚熟。这里种植的农作物以小麦,花生,玉米,地瓜和棉花为主。蔬菜水果大都实现自给自足就可以。粮食可以卖一部分换钱,留下一部分喂养牲口。玉米精挑出一两袋磨成粉面做煎饼(主食),就是全国闻名的山东大煎饼。小麦到磨坊里磨成精面粉用来蒸馒头,烙饼,做饺子皮。除此之外还要留下明年的种子,但不必太多。随着交通和网络的发展,商业信息不再闭塞,我们家乡的水果一跃成为后起之秀,沂蒙也被誉为“蜜桃之乡”。
这里地处暖温带,具有最典型的温带季风性气候,一年两熟的熟制,小麦,蜜桃和一些蔬菜在夏季就成熟了,我们家也只种植了小麦,花生,玉米和地瓜。今年赶上和母亲一起收花生,父亲长年在外,母亲一个人在家忙秋收。花生这东西拔的太早结个水泡,榨不出一滴油来;太晚又会在地下生出芽儿来。或早或晚都会减产,只能在最合适的时宜尽快收装,劳苦了母亲。
母亲每天早早起来下地,手持短柄三股叉把花生一棵一棵挖出来,运回家里这一方小院子中。我就坐在老榆树下将花生一颗一颗的从秧苗上摔打下来晾晒。这时餐桌上也出现了新的菜品,水煮花生香糯可口,盐煮花生津津有味,盐炒花生酥脆爽口,或是炖鸡炖肉格外香郁。
花生收完就剩玉米和地瓜,玉米今年晚熟,地瓜要等到深秋,落了几天清闲。吃完早饭到九十点钟我便在院中老榆树下小坐,随便翻翻书或用手机看看电视,房内阴冷,为的就是晒晒太阳。阳光被树叶筛成大大小小的光点,柔和了直晒热感,恰到好处的温暖。我对这棵老榆树格外钟爱。小时候南墙外歪歪扭扭长了这棵小榆树,树上每年夏天生出许多硬壳的飞虫来,本以为活不久没人在意,没想到后来越来越强壮繁茂,到了我这个年纪变成了一棵老榆树,为这个小院落撑起了一片天,像一个篷盖,守护着这个家。
老榆树上每天都有小鸟在上面驻足嬉闹,叽叽喳喳,听声音不下五六种,看毛色除了小家雀其他我都不认识。它们在树上跳来跳去,在叶隙间来回穿梭,呼朋引伴,有时也会为了一条虫子打起架来,意趣盎然,从不疲倦。
转眼间到了寒露,早晚温差更加明显,晚上更深露重,中午烈阳高照,人和动物都喜欢晒太阳。院子里的大白羊毛皮也更厚了些,时常站在阳光处出神。几只逃出笼子的雏兔迷离着眼睛,趴在大白羊吃剩的干草上,不时地自己也吃上几口。这时候的草结了种子,没了水分,枯黄而脆。就连树上的叶子,不知何时竟偷偷的一片片变黄了,风一吹,似骤风雨来了一样哗哗作响,顷刻落了大片,铺在房檐上,井台上,草丛里和马路上,有的金黄,有的斑驳着黄绿相间,有的变成浅绿色,还有的枯黄,远远看去黄灿灿的,随着小路蜿蜒到远处,脚踩上去还有清脆的响声,咔哧…咔哧…咔哧……
这里有一段美好的时光,在我很小的时候,大人们在地理掰玉米,我们几个孩子在杂草的空地里捉蟋蟀和蚂蚱,蟋蟀善于弹跳,一下跳的好远,我们在地上扑,蟋蟀跳一下我们紧跟着跳一下。蚂蚱不仅跳的远而且飞的也远,且身体与草同色,哪怕在视线里逃走也能隐身于无形。一个下午到天黑能捉五六只蚂蚱和七八只蟋蟀,放在装罐头的玻璃罐里。蟋蟀叫声好听,黄昏时就开始叫,夜深了我们都睡着了它们还在叫。最常见的有三种蟋蟀,长相最帅气的一种是身体窄长深灰色,额头扁平,叫声尖细而长的,由于头形像极了军官的帽子,我们都叫它“司令”。还有一种是最普通和最普遍的,它没有别名,敦厚肥硕,通身黑色,翅膀宽大,数量最多,最容易捕捉,这种捉四五只的时间也不一定能捉到一只“司令”。所以“司令”因漂亮特别和难以捕捉而更显珍贵,更受我们喜爱。最不受欢迎的就是这最后一种了,相比略显小巧,通身亮黑色,头圆似球,牙齿坚硬凶暴,一旦捉住就咬合着两颗亮黑色的大牙,晃动着脑袋咬我们的手,但力道不够也伤不到我们。这一种亮黑色蟋蟀数量上也不多,并且大多警觉狡猾,很难捉到,最不受欢迎。在外几年的每个秋天我都会想起这段回忆,曾写下这样一段话遥寄相思:丝丝凉凉的风袭来一抹秋意,想起家乡。此时的田野空荡馨香,清晨里几乎每个草穗子上都顶着颗硕大的露珠,晶莹剔透,浸湿了调皮的蟋蟀的玻璃翼。大人们早早起来,忙着收秋,而孩子们则在地里追着虫儿们打滚儿,滚了一兜子的土,一袖口的草叶子。
寒露过后一个礼拜是九九重阳,乡亲们放下手中的农活,去登高参神,为全家祈福或是请愿。基本都是家里的女辈们操持,婆婆带着儿媳,或是妈妈带着孩子,一早买了纸钱换了便装,登上山顶,进了庙宇,中午时分便笑语盈盈的跟同乡打着招呼下山来了。吃过午饭又钻进玉米地里掰玉米,家家户户把掰回来的玉米堆到院子里,剥去外面层层包衣就露出黄灿灿的玉米,六个一起编辫子一样固定起来,这些编好的玉米便爬上了墙头和门口的树杈,在阳光的照耀下金灿灿的发光,格外醒目,大概“金秋”一词就是这样来的吧。
重阳过后一个礼拜左右到了霜降,地瓜成熟了,这时候天气更冷了,作物被霜打过再没精气神,一片颓败,草木枯荣了。这时候人们就带着镢头,铡刀,饭食和水,在山里一待就是一天,黄昏时分回家。地瓜有红皮白心和黄皮黄心两种,最甜的是黄皮黄心的,不管是煮来吃还是烤着吃都香甜糯口。不知何因,黄皮总不被大量种植,只十几棵给家里的小孩子来吃。红皮的刨出来,铡成片,一片片摆在空地里晒干再收回家,留一部分喂猪,剩下的几毛钱一斤卖掉。若天气好便很顺利,如若遇上大雨天就要抢收,一旦泡水很快发热腐烂,功亏一篑。靠天吃饭,劳不保收。
霜降过完半个月左右就是立冬,渐渐的就是冬日的景象了。一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寥寥千字不足以写出这金秋美好的亿万分之一,愿以长情陪伴,再少离乡。
农氏 / 2018.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