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郑永年在谈到中国国情与发展，以及和西方之比较的时候，讲到这背后深层次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不同的哲学观的影响，听来还是有几分道理。
郑永年认为，中国的思想往往产生于危机时刻，主体思想便是求生存，可说是“生存哲学”。而西方哲学的主体是征服，可以说是“征服哲学”。西方哲学的主体思想既包括人们对自然界的思考，也包括对人类社会的思考，也就是说，无论是“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都是西方哲学需要“征服”的对象。
他讲到，中国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哲人们的眼光和思考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人事，主要是“五伦”，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至于我们提到的“仰望星空”，郑永年认为，中国人从未有“仰望星空”。这只是西方哲人的权利。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到近代的笛卡尔、牛顿、康德，再到现代更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人家一说到哲学，便是“仰望星空”。
所谓“仰望星空”，就是探索宇宙、自然、人类社会等是如何形成、运作、变化的。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其目的是如何“征服”它们，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改造世界”。就知识而言，把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作为客体的研究，方形成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想起哲学课上，对哲学的那句定义，哲学是科学的科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这句话，显然是说西方哲学。也想到，当下很多人都认同的理论，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
郑永年讲，中国数千年没有产生科学和社会科学，而只有针对人伦关系的“道德学”，这和中国哲人们缺少对宇宙、自然和社会的“客体”关怀有很大的关联。
西方形成了“自然法”，中国则是“社会自然法”；前者关切的是普遍性，后者关切的是特殊性；前者关切的是统治世界，后者关切的自我生存。
郑永年以这种哲学思维上的差别，来解释中西方很多方面产生的不同和差异。
在科技层面，中国有很多单项的技术发明，但却不善于整合。中国的“四大发明”除了对日常生活有所改进（例如“火药”用于“爆竹”）之外，基本上对中国日后的发展没有什么巨大的贡献，但却促成了西方人对世界的征服。
近代以来，很多原创性技术大多产生在西方，而非中国。这和中国人对宇宙和自然不那么感兴趣有关系。
特别讲到互联网方面的差别。中国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都是巨无霸，但从技术创新上来讲，并没有多少，无一不是以生活为中心，甚至是核心的。而在西方，互联网公司被称之为高科技公司，因为人家都在研发高科技。但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说，互联网公司与其说是高科技公司，倒不如说是高科技应用公司。
当我们的互联网热衷于做“外卖”的时候，西方人已经用互联网走向了太空。
（曾经，我们别无选择，比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当下，我们无所改变，甚乎将“生存哲学”演变成为一个“基因”或者“血液”，那么的确令人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