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嘉定孔庙有感。
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标准的社会结构，文明样本，人类总体负熵实验的参考。
广大而适合种植的土地；
种植业能养活的人口大大高于游牧和渔猎，因而形成人类近代史人口最集中的一大块地理位置；
东西向的两大河，对水利和河运的要求是大一统的内在动力；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管理成本和人口扩张发展成本的最低化，最优解。
在没有工业革命，科技爆炸的情况下，儒家的秩序型社会是保持社会稳定，降低社会管理成本，同时又保持人民求智倾向的最好办法；因为宗教需要洗脑，务虚，不适合中国务实的统治倾向，沟通成本，社会管理过程中冗余，也都是不确定因素。
法家的统治成本过高，执行难度大；
符合能最大规模传播知识，降低社会沟通和管理成本，形成以读书人为主体的管理阶层，非儒家不可。
这么庞大的一个人口集体，中间的润滑剂，渐渐的渐渐的自动选择了读书人这个群体，直到隋文帝开科举，把这一制度坐实。
在土豆红薯没有引进，农业科技没有长足进步的情况下，这么大地域的人口极限就是6000万。维持这么庞大的一个人口集体，除了以儒家礼仪纲常为润滑剂和沟通文本的金字塔式管理模式，没有其他更低成本的办法——统一的好理解符合当时实际的能实行几千年的规范，的确是成本最低的。
但凡古代人口逼近6000万这个地理承载极限，必然带来土地兼并，物价飞涨，人口过剩，内在矛盾激化，不是政治清明所能治理的，大自然本身，或者说，人类社会本身，已经有了自动的，内在的治理逻辑——战乱，天灾，人口清理。
人口清理后，人力缺失，物资过剩，迎来新的飞速发展，这就是一个又一个盛世到乱世的循环。
在古代，人口从2000万左右，涨到6000万左右，算上婴儿死亡率，大概需要十代人，需要的时间大概就是200-300年，这也是每一个王朝的寿命区间。
因此自古以来，负责人的皇帝，肩上背负的责任，都很重，中国有造反的传统，有均贫富的传统，所以，负责的皇帝的第一要务，就是保障基层人，都能好好吃上饭，别造反。
因此，每一个负责任的，有抱负的皇帝，和统治集团，都是站在对立面的，面临的最大敌人，就是周围的官员，皇帝都是孤独的，都是寡人，看问题的出发点都不一样。
官僚集团容易各自为政，为了阶级利益着想，加重税负，贪污腐败，维护小集体和潜规则。
而皇帝背负着更高的全部人口的基本生活治理和生存发展的使命，出发点根本不一样，当个尽责的皇帝，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最难最有挑战性的工作，游刃在官员和百姓之间。
带着这种使命感去运筹帷幄，为全民发展和未来着想的统治者，秦皇汉武，文景二帝，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宋太祖太宗，明太祖成祖，清康雍乾，现代毛邓，都无不如是。
他们跨越时空，都是互为知心人，同时代就很难找到能说心里话的人了，因为周围的官员和贵族，从自己天然的使命来说，都是既要利用又要提防的敌人。
自古治国三大根基；
礼仪纲常，是摆在明面的，是门面是降低全体人民管理和沟通成本的性价比最高的东西；
科举选仕，是最有效最合理形成最靠谱文官集团的最好方法，也是每个皇帝最重视的事情，但凡负责的皇帝，对待科举作弊舞弊，必杀无赦；
三是农事，这个就包括太多了，是农业社会人口稳定扩张的根基，水利，税法，开垦土地，人口迁移，水运，作物推广，每一项都是事关几千万人民生活根基的大事。
中国人，早就有了几千年的经济学经验，早就有了最成熟的政治经验，早就有了摸索社会治理最低成本的最有效办法——外儒内法的科举取仕形成的文官集团，全天下的官员，管理阶层，既有理想主义的儒家报复，又有现实主义的法家丛林主义，是最稳定的治理结构和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