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事内》是一本通俗读物，作者从是什么、为什么两层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解读。对经济学初学和非经济学人事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机制和为什么出现目前状态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一章地方政府的权力与事务
地方政府是经济发展中关键的一环，事务繁杂，自主权力很大。中国目前“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政府管理体系源自古代“中央—省—郡县”三级体系，此体系于20世纪50年代试行（以市管县），1983年开始正式全国推行。
我国政治体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层层复制”，既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等省市县完全复制，即“四套班子”。这种从上到下的部门垂直关系被称为“条条”，而横向的以行政区划分为界的政府，被称为“块块”。
我国实行“属地管理”，地方事权与行政区划密不可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地方政府不只提供服务，也深度参与生产和分配，是经济发展的深度参与者，在招商引资上最能体现。
第二章财税与政府行为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我国财政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探索。1985-1993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实行“财政包干”，既“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既交完中央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期间，地方积极扩大税收来源，乡镇企业发展迅速，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这一制度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推动社会整体走出僵化的计划经济，但造成中央变得越来越穷，财政整体也越来越穷局面，不利于改革。
1994年，开始分税制改革，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同时分设国税、地税两套机构，至2018年国税地税合并。分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增值税（产品税），改革前是地方最大的地方税，改革后中央拿走75%、地方25%；后2002年所得税改革，除特殊中央企业所得税上交中央外，所有企业所得税与地方六四分成，财权集中到中央，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增强。
分税制并没有改变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却减少了其手头可支配的财政资源，为解决经济发展所需的额外支出（招商引资、土地开发支出），地方政府一方面努力扩大税收规模，一方面增加预算外收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围绕土地出让和开发所产生的的“土地财政”。
第三章政府投融资与债务
分税制改革后，财权集中于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地方政府能维持正常运转。但要实现经济发展目标，就要进行项目建设，大量的资金支出，地方政府不能从银行贷款，2015年前更不允许发放债券，钱从哪来？
一种情况，政府成立专门的公司借债并投资，即所谓的“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如城投、旅投、交投等公司，这一情况导致地方债务飞速扩张。所以，地方“债务”问题不是简单的预算“软约束”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修改政府预算框架的问题，而是涉及政府角色的根本性问题，政府在地方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太多，改革之道在于简政放权，从生产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另一种情况，许多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招商引资困难，一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以买房地产挣得快钱反哺产业园区建设与发展，以实现地方税收和就业增长；一方面，部分企业承担政府招商职能，如华夏幸福，在“产城结合”项目，就承担产业园区的招商职能。
第四章工业化中的政府角色
经济发展是企业、政府、社会合力的结果，具体合作方式取决于各自占有的资源，而这些资源禀赋分布的格局由历史决定。我国经济改改脱胎于计划经济，政府手中掌握大量对产业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如土地、银行、大学和科研机构等，所以必然会以各种方式深度参与工业化进程。政府和市场间没有黑白分明的界限，几乎所有的重要现象，都是这两种组织和资源互动的结果。
“东亚经济奇迹”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是可以不断试错，在竞争中优胜略汰。能保持竞争性的产业政策，与只扶持特定企业的政策相比，效果往往更好。但所谓“特定”，不好界定。就算中央政府提倡的产业政策是普惠全行业的，并不针对特定企业，但到了地方政府，政策终归要落到“特定”的本地企业头上，若地方政府保护本地企业，哪怕是低效率的“僵尸企业”也要不断输血和挽救，做不到“劣汰”，竞争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导致泽园的错配和浪费。
第五章城市化与不平衡
城市化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是非常有效的融资手段。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可以积累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的原始资本，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国特有的城市土地国有制度，为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创造了条件，将这笔隐匿的财富变成了启动城市化的巨大资本，但也让地方财源高度依赖土地价值，依赖房地产和放假。房价连着地价，地价连着财政，财政连着基础设施建设，于是经济增长、地方财政、银行、房地产之间就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复杂关系。这种以土地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忽视了城市化的真正核心“人”，“重地、轻人”，虽然可以快速推进城市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缺点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推高房价和居民债务负担，拉大了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
我国居民债务主要来来自买房，房价越高，按揭就越高，债务负担也就越重，居民债务的攀升已然影响到消费。居民债务居高不下，就很难抵御经济衰退，尤其是房产价格下跌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低收入人群的财富几乎全部是房产，其中大部分的是欠银行的按揭，负债率很高，很容易受到房价下跌的打击。要化解居民债务风险，除了遏制房价上涨势头外，根本的解决之道还在于提高收入，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鼓励他们到能提供更多机会和更高收入的地方去工作。让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成为低收入人群谋发展的机会，促进人力要素流动，让人力资本更有价值。
第六章债务与风险
经济的正常运行离不开债务，但是若出现“坏账”“赖账”等情况，负债的个人或机构缺少应对冲击的资源和办法不多，就可能引发危机，这类危机尝尝来势汹汹，爆发和蔓延速度极快。
一个部门的债务对应着另一个部门的资产。债务累计或“加杠杆”的过程，就是人与人之间商业往来增加的过程，会推动经济繁荣。而债务紧缩或“去杠杆”也就是商业活动减少的过程，会带来经济衰退。债务带来的经济衰退还会加剧不平等，因为债务危机对穷人和夫人的打击高度不对称，债务常常把风险集中到承受能力最弱的穷人身上。
债务问题不是简单的货币和金融问题，其根源在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和结构，所以在降债务的过程中伴随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
第七章国内国际失衡
我国经济的崛起得益于全球化，借助巨大的投资和出口，几十年内就成长为工业强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重生产、重资产，相对轻民生、轻消费，导致与巨大的产能相比，国内消费不足，而消费不了的产品只能对外输出；第二个问题，国外需求的不稳定和贸易冲突。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最显著的特征是消费不足，这与居民高储蓄、收入份额低和房产消费借债有直接关系。
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外部失衡和债务风险，为解决的这些问题，中央于2020年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题、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转型的关键是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要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就要把更多的资源从政府和企业手中转移出来，分配给居民。改革的关键是转变地方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遏制其投资冲动，降低生产性支出，加大民生支出。
第八章总结：政府与经济发展。
经济政策的墨菲定律：在经济学家理解最透、共识最大的问题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在经济学家理解最浅、分歧最大的问题上，他们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大。
“官场+市场”的竞争体制，可以帮助理解我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但这种体制的运行效果，各地差异很大。官员或政府之间的竞争，毕竟不是市场竞争。
在工业和城市化初期，经济增长是地方政府重要的目标，与企业目标大体一致，可以共同推进经济发展。但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政府需要承担起更加多元的职能，将更多资源投入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改变与市场和企业的互动方式，由“生产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社会发展是各整体，不仅包括企业和市场的发展，也包括政府的发展，相辅相成。国家越富裕，政府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也往往越大，而不是越小，这一现象被称为“瓦格纳法则”。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一样，都不是天然就存在的，需要不断建设完善。市场经济的形势和表现，要受到政府资源和能力的制约，而政府的作用和角色，也需要不断变化，以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要求。所谓“政府能力”，不仅包括获取资源的能力，也包括政府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调整自身角色和作用方式的能力。
非经济专业人士学习记录
2023年6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