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原文-第二十章（其一）
哀公问政。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耘心解读：
这一章节，950余字，字数最多，阐述最为详尽，可以说是全书的核心，之前19章节，从天道，讲人道，述孝道，重点阐述的是中庸之道，极其重要，须臾不可离，人人皆可为。
而这一章节，则从前文之人道、孝道，直接阐述为政之道。
孔子明确强调“为政在人”，人在政举，人亡政息。
有古人解释，这里的“人”指“得贤臣”，有贤臣辅助，则政事兴盛，天下太平，若贤臣离开，则政灭为乱；也有人认为，此处“人”即“仁”。我更倾向后者，仁在则政举，仁亡而政息，文王武王的治国政令都编辑在册子之上，只要文王武王的“仁德”还在，那么天下就会太平，如果他们的“仁德”没有了，天下便是混乱。好在，周朝特别是西周200多年，包括孔子出生之前的东周100多年里，其皇帝多数的确仁德， 直到孔子死后二三百余年，东周才彻底灭亡，所以孔子所推崇的周的政治，应该基本上就是由周文王、武王、周公等历代绝大多数周朝帝王们所开创的太平盛世，他们也的确多数沿袭了文王武王周公的“仁德”，故说，为政在“仁”。
“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则也应是讲人要行仁道，就有利于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就像大地之道，在于长养树木一样，促其成长发展壮大。因为政治，就像蒲卢，蒲卢，应就是河岸边最易生长又易蔓延的芦苇，只要“人道”能像“地道”一样滋养生物，那么政治就会像获得“地道”滋养的芦苇一样迅速生长，蓬勃兴旺。
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因此说，为政在人，更在仁，以一个人的品性修为来选取人才，用中庸之道，来修练身心，再以仁德来修练他的品性。简言之，就是“为政在仁德，要以仁德取用人，更以仁德修练人”。
孔子把政治的核心，放在了人身上，这就如同当代国家选用干部，注重官员的党性、个人修养是一个道理。一切政治一切法，其核心都在“人”之“仁”。可能是后人故意的附会，故意将“为政在人”一句只强调“人”而无视其中更为根本的“仁”，于是乎便生出了种种“人是活的，法是死的”之类的投机钻营思想，并借助孔子言圣人语而为自己的“不仁”找借口，以至于也让许多人以此攻击孔子的思想：为政在人，这就是典型的人治思想，不如为政在法，应当提倡法治，人若不在，法仍在，要以法治国，以制度治国，而不应以人治国，中国许多一朝天子一朝臣，一套班子一套法，就是孔子“为政在人”思想的余毒。这完全是对孔子思想的断章取意，完全忽视了孔子对人的“素养”的重视，而只取其表——“人”，忽视其质“仁”，孔子的中庸之道，其根本就是现在的“党性”“个人素养”。无论多么好多么健全的法制，如果用在没有“党性”没有“素养”的人手中，都是对百姓的残害，所以执法者必需“仁”，故“为政在人”。那些借此攻击孔子“人治”或以此维护孔子主张“人治”的，要么是严重曲解，要么是别有用心。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
何为“仁”，仁就是人的本心，亲爱自己的亲人，像亲爱自己的亲人一样亲爱他人，亲爱黎民。仁，就是两个人，两个人亲近而相和，就像一家人。当天下人也都能以孝以德而亲近相和，如同一家人，就是天下大同。故“亲亲为大”。
义，就是宜，合宜，做合宜的事，让人处合宜的适宜的位置。
孔子眼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有亲疏远近的，人们对他人的爱也是有层次区分的，首先对父母，其次对兄弟，再次对朋友，最后对众人，故子曰“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区别。这一点不同于墨家的兼相爱，不同于基督的同等大爱，也不同于佛家的众生平等，也正因此，孔子这有等差有区别的爱，更如实地反映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也正因为人际关系中存在着实事上的差别，所以人与人的关系，无不体现在两个字上，一个是“序”，一个是“位”，这两个字奠定了一切人际关系、一切人际系统的良性发展基础。
“序”讲究的是先与后、老与幼、亲与疏、新与旧；“位”讲究的是高与低、尊与卑、近与远、上与下。在任何组织、任何家庭、任何机构之中，统统都是序与位的平衡变化，一但序与位的平衡被打破了，便会有震动，有混乱，有失序，其中之人便会有躁动有不安，其中之事便会有波动有起伏。序与位在平衡中变化，在开放中转动，会使家庭、单位、组织更加健康、和谐发展。
而决定序与位平衡的是什么呢？就是“义”，即相宜，合宜，适宜。让先与后、老与幼、亲与疏、新与旧合宜相宜，让其每一个组织元素的“位”适宜，而适宜之根本在尊贤。以仁之亲爱待之，以义之适宜敬之，什么样的人会不安于其心呢？故说“亲亲为大”“尊贤为大”。
也正因为任何系统中，有序的不同，有位的差异，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也有不同，故有亲亲的差异，也有尊贤的等差，礼也就形成了，法律制度也就形成了。
孔子的“为政在人”本质是“为政在仁”，而仁的表现，就是礼，严格说来，孔子的是主张“为政以礼”，而礼，就是以“仁”“孝”“德”为核心的制度、法律条款，即孔子的“法”，它即是人们的道德行为准则，也是民法通则。只是后来，被一些以强权治国为需求的政客，偷天换日，去“仁”去“德”去“孝”，而只留其礼其法，只求外在的制度法律，而单独成“法”。
故在这里，我想大胆地提一句：孔子不是人治，而是以仁为核心的“法治”。不知是否也是牵强附会。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这一句很多人认为莫名其妙，疑其传抄有误，在此文中前言不搭后语。但在此勉强解释：如果在下位的人，不能从在上位的人那里获得尊重，获得仁爱，那么百姓就不能够治理了。其实还是强调在上位者要有仁德，要尊敬贤者。
孔子极力地强调个人修养，强调“党性原则”，是他看穿了社会本质，一切自在人心。人心能造出天下盛平，人心也能造出人间地狱，为政根本在于治心，治心根本在于修道，修道根本在于依循天道，天道就是大爱，就是仁德，就是致中和，就是生养万物，如果上天不是出于爱，何来万物之蓬勃？如果天地不是中和、相宜，怎么会有万物的和谐、有序地发展与生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