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500强作为企业界的指示标，1920年的时候，它们的平均寿命是67岁，在2015年它们变得年轻异常，平均寿命只有12岁。这就意味着，那些曾经的老牌大公司逐渐被新兴公司取代。技术进步几乎就是决定性因素。那么，那些超级大公司就一定与技术进步绝缘吗？他们不会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保持技术领先吗？他们不会在认识到技术进步的缘由之后先期拿到或直接买断别人的技术吗？答案是肯定的。超级大公司不会与先进的技术绝缘，会专门有人研发并形成技术优势，也有运用自己的行政资源先期拿到或直接买断先进技术。比如，胶片行业的领军企业柯达，数码相机成熟的技术最早就来自柯达，但最终柯达放弃了未来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数码相机而选择维持胶片业的滚滚红利，最终走向了灭亡。
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就有这么一个曾拿到了一手好牌的大国最终一步一步走向了灭亡。灭亡的没有任何悬念，灭亡的没有任何波澜，灭亡的悄无声息，这就是战国七雄之一——魏国。
夫魏，文侯敬贤礼士而兴，子夏尊师，段干木为友，李悝乐羊交织将相，名士得其位，匹夫国人守其业，将士用命疆场，耀祖以光爵。披荆斩棘地辟千余里，南扼雄楚、止蛮于江汉；东拒强齐、定鼎于中原；北讨中山、逐鞑虏于华夏；西夺两河、迫秦于关内；结三晋而霸诸侯，天子惮始四宾服。
西周灭商之初，三个王族大臣是为栋梁：周公（旦）、召公（爽）、毕公（高）。其中的毕公姬高，便是魏氏部族的祖先。西周初期分封，毕公封于周人本土的毕地，史称毕原。之后，不清楚发生了何等样事变，总之是“其后绝封，为庶人”。
其后历经西周东周数百年沉寂，毕公高的中原后裔终于在晋国的献公时期出现，其族领名毕万，一个极为寻常的将军。
晋献公十六年（公元前661年），晋国攻伐霍、耿、魏三个小诸侯国，毕万被任命为右军主将。此战大胜，晋献公将魏地封给了右将军毕万。从这次受封开始，晋国士族势力中正式有了魏氏，魏国根基遂告确立。
晋献公末期，储君内争之乱。此时毕万已死，其子魏武子选准了公子重耳为拥戴对象，追随这位公子在外流亡十九年。重耳成为晋国国君（文公）后，下令由魏武子正式承袭魏氏爵位封地，位列晋国主政大夫之一。由此，魏氏开始了稳定蓬勃的壮大。历经魏悼子、魏绛（谥号魏昭子）、魏嬴、魏献子、魏筒子、魏侈、魏桓子七代，魏强大至与赵、韩三大部族主宰晋国。
承袭魏桓子族领地位的，是其孙子魏斯。魏斯经过21年扩张，终于在22年（公元前403年），与赵韩两族一起，被周王室正式承认为诸侯国。魏斯为侯爵，史称魏文侯。从这一年开始，魏氏正式踏上了邦国之路，成为开端战国的新兴诸侯国。
作为从晋国分离出来的魏国，立国初期的运气很不好，魏国的国土，包括今天的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以及陕西、河北的部分地区，基本都位于中原的腹地。魏国的东面是齐国，西面是秦国，南面是楚国，北面是赵国，夹在中间的魏国，在地利上处于劣势。被称为四战之地。
虽处于劣势，但魏文侯却将邦国建成了战国开始时最强大的诸侯国，并开创了后来一再被历史证实其巨大威力的两条强国之路：一是积极变法，二是延揽人才。
魏文侯任用当时的法家士子李悝，第一次在战国时代推行以变更土地制度为轴心的大变法。变法内容主要包括四大项：
第一是废除奴隶制时代的世袭制度，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取消旧贵族原本享受的世袭俸禄，用来招募贤才，发展生产。
第二是正式废除了中国传统的井田制，采取“尽地利之教”的政策，鼓励老百姓垦荒，废除原本井田制制度下的土地界限，允许土地私有买卖。同时对国家境内的所有土地进行测评，估算国家的土地产量，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贫瘠标准，分配给农民土地，鼓励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第三是实行法治，建立完备的魏国法律《法经》，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的升迁奖惩、军功的奖励，都做了最完备的规定。
第四就是改革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其中的优秀者，并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战特点，重新将他们进行队伍编排，发挥军队的作战优势。
作为战国变法的第一声惊雷，魏国变法的冲击作用巨大，效用实实在在。
变法的同时，魏文侯大批起用当时出身卑微而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兴士子，此所谓急贤亲士。文侯之世，魏国群星璀璨文武济济，仅见诸史籍的才士便有：李悝、乐羊、吴起、西门豹、赵仓唐；儒家名士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故旧能臣重用者有翟璜、魏成子等，天下归心。
吴起是战国之世的布衣巨匠之一，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军事天才之一。与战国时代所有的布衣名士一样，吴起的功业心极其强烈，那则杀妻求将的传说故事，正是战国名士功业心志的最好注脚。乐羊、吴起被魏文侯重用，是魏国扩张成功的最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李悝变法激发积聚了强盛国力，乐羊、吴起则将这种国力变成了实际领土的延伸。在整个魏文侯时期，乐羊攻灭中山国，吴起攻取整个河西高原，既是魏国最大的两处战略性胜利，也是当时天下最成功的实力扩张。
由于魏文侯在位长达五十年，这种政治风气自然积淀成了一种传统。
然霸业初竟而摧折国中，乐羊隐灵寿避朝野汹汹，文、起争位将相几失，公孙用计吴子弃国，孙膑受刑逃齐，卫鞅贱用亡秦，张仪羞辱走楚，范雎假名托死，无忌寡欢终世。
魏文侯死后，魏武侯继位。
可是。魏文侯开创的这种生机蓬勃的政治传统，到了第二代魏武侯时期渐渐变形了。所谓变形，一则是不再积极求变，变法在魏国就此中止；二则是急贤亲士的浓郁风气，渐渐淡化为贵族式的表面文章。也就是说，魏文侯开创的两大强国之路都没有得到继续推进，相反，却渐渐走偏了。这条大道是如何渐渐误入歧途的？
李悝、乐羊死后，兼具政治家才华的吴起实际上成为魏国的最重要支柱。
可是，吴起没有得到应有的重用，既没能成为丞相，也没能成为上将军，只是一个“甚有声名”的地方军政首脑（西河守）。依着战国用人传统，魏文侯时期有老资格名将乐羊为上将军，吴起为西河守尚算正常。然在魏武侯时期，吴起依然是西河守，就很不正常了。《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秉性刚正的吴起对这种状况很是郁闷，曾公开与新丞相田文论功，说治军、治民、征战三方面皆强于田文，如何自己不能做丞相？田文以反诘方式做了回答：“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时，属之于子乎？”
魏文侯在位五十年，魏击是老太子即位实权早早在握，如何能有少年君主即位才有的那种“主少国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的险恶状况？刚直的吴起毕竟聪明，见田文摆平了老脸与自己周旋论道，便知道此人绝不是那种凭功劳说话的人物，所以才有了史料所载的“起默然良久，曰‘属子之矣。’”吴起的服输，实际上显然是讲求实际的政治家的顾全大局。
田文死后，公叔为相。这个公叔丞相更直接，直接到设计将吴起从魏国赶走。吴起离魏，魏国有几件事成为事实：其一，魏国最高决策者已没有了囊括人才的开阔胸襟，也没有了坦率精诚的凝聚人才的人格魅力；其二，魏国的内耗权术之道渐开，庙堂之风的公正坦荡将从此绝迹。从魏国人才流失的历史说，吴起是第一个被魏国挤走的乾坤大才。
这是开头，却宣告着结尾！
对吴起的变相排挤，对商鞅的视而不见，对张仪的公然蔑视，对范雎的嫉妒折磨，对孙膑的残酷迫害，对尉缭子的置若罔闻，对乐毅等名将之后的放任出走……回顾魏国的用人史，几乎是一条僵直的黑线。一个国家在将魏文侯之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始终重复着一个可怕的错误，其政治土壤之恶劣，其虚伪品性之根深蒂固令人不寒而栗。
及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其后的历史故纸堆中，从现实的职场里找寻到吴起被逐的案例，甚而被相当多的人当作适者生存的反例反复证明。
清代孔尚任在《桃花扇》中的套曲《哀江南》中第七段,曲牌是“离亭宴带歇指煞”中曾唱：
“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
秦淮水榭花开早，
谁知道容易冰消!
眼看他起朱楼，
眼看他宴宾客，
眼看他楼塌了。
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
那乌衣巷，不姓王；
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栖枭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
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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