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集全天下黎民之力供养一身，百姓的财力和权力都交送出去，到后来毫无疑问地都成了被随意拨弄的玩物，更有甚者从始至终莫不如此，两脚羊不外如是。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儒家核心理念，毫无问题，至少在蒙昧不明的世代没有问题，但一旦交付现实运转起来，无论怎样的初心，所有的王朝最终的结果都绝对免不了背道而驰。

出问题的地方未必是这种“先拿后予”的运作方式，而是拿和予的解释权与支配权全在一人手上。天赋皇权君上天子的荒诞迷途，寄希望于一个毫不相干的他人，于是等待成了最终的宿命，政通人和明君贤臣，承系了一切。

这种举国之力统一调配的制度，固然有它直接的好处，一旦得人，往往容易兴起大面积的繁荣，当然要基于那个天下人人为鱼肉的背景之下，对那些在贫瘠土地上刨食的看天老爷脸色的芸芸众生来说，天下最难是安稳。

民生如何是政治清明与否的最直观反应，历来不缺占山为王打家劫舍的草莽，聚积一处对社会产生破坏大多也正是受到破坏的无声告白。对这等受到伤害之后将伤害转嫁他人的行径，实在生不出多少好感，但其中也向来不乏杀富济贫盗亦有道的“强梁贼寇”，无奈之下的英雄主义最能快慰人心。不平而鸣，打杀便是。

当局对于“逆于正统之流”的态度无非是剿抚二字，水浒演义也许算得上古往今来的一个典型代表。无论梁山上的英雄们怎样选择，结局都不会多美好。当然也是艺术手法上的运用，唯有那些最能动人动心的，一概损毁破坏，才能在人心上发出更加猛烈的碰撞，激起更加炽烈的情怀，留下不尽渺远的的余味。得到，终究不如失去，来得汹汹。

当权者宋徽宗不能算是个暴君，但绝对称得上是个昏昧的君王，不辨忠奸贤愚，权臣谗佞当道，这也是英雄们应世而出的直接因由。所以在那些个小人当道的朝局中，如此正气的的好汉们经过必经的打散重组后，势单力孤，怎能见容？正邪岂能两立相安！

如若占据水泊，凭依山水天然险阻，以此快活，即使能够存于一时，终究会有被剿灭的一日。终老山水，岂是易与？这个选择在我的想象中，是最适合他们大碗饮酒不顾漏多漏少的一种，也是最“小人”的狭隘看法。真正的嗜酒之人岂会让那琼浆美液如此从嘴边溜去？但并非说他们不是堪留其名的饮者，而漏酒正是他们英雄气长豪情满胸的佐证。即使做不来心系苍生的大英雄，做个不顾后事如何的杀富小英雄，也是快活。

打天下吗？是个选择，但不会是他们的选项，案牍与官廨可容易关锁不住他们那照彻暗夜的豪情。即使退一万步，都愿意去打江山，创那改朝换代的伟业，纵然不去考虑一路上的人走茶凉，那也是同一种专制另一朝班底罢了，与赵宋王朝又能出入多大？杯酒释兵权的旧戏码，依旧不免上演。

封建专制，是一段时光中的选项，它败给的是人之为人最原本的天性。征服天性，古今举世之人，从未有人能够做到。

反过来去看，处于那样一种社会中，把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是最好的路途。这等事直到清廷灭亡袁世凯武夫当国的伪民主共和时期，一直不断的在舞台上上演。他们是无数时代的现实主义清醒者。南山种豆悠游山野的情趣，毕竟也要看社会的脸色。

哪怕是现代社会的自由，也只是不想做什么就能不做什么，从来不是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万事就怕这想字磨人。

权力的把握，只忍远不够，狠是必要的，排除异己下起手来一定不能心软。这是那些旧时代的坚守者对待新时代的革命者屡试不爽的不二法门，资本主义阶级辛亥革命的果实，就如此拱手让人，很难不让人扼腕。

在看待那些“不顾生前身后名”人们的奋起反抗事时，以前多难免从封建当权者的角度去想，讨、荡、征、镇也好，抚、安、绥、建也好，总之对待农民起义，往往是悲多乐少，一来结果往往不如人意，二来，即使一时成功，终究不免沉沦。这样的想法是跟着当权者如何能使基业长久的考虑绑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是从国策政治上真正地使天下人人安居乐业一起看的。这要求上位者要主动丧失一部人人性，与现代的饱受磨折的人要主动丢弃一部分人性方有所得，一个道理。

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无疑指向出现了社会问题，诉说了需要做出改变的期望，不论哪种改变，绕来绕去其实都是同一种方式的原地打转，这是旧社会的牢笼。不同于旧时代的啸聚山林，清末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他们已经走在了逃逸天赋皇权的路上，纵使天王洪秀全走了旧糟粕的老路，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担子。

不知道多少人前赴后继，直到辛亥革命，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滋养、蕃盛。同样是失败，他们为后来者提供大量的革命经验，从这点来说，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所以不管起义的结果如何，都值得。唤醒沉睡的灵魂，没有什么可以比得上那鲜艳滚烫的红色。

像是祖祖辈辈一点点积攒起家业，遗泽后人。

月儿告假，凉凉风儿穿帘入访，竟已有淡淡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