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林宇第一次当伴郎。
他悉心置办了一身正装，颜色灰暗、款式规矩的衬衫加西裤。当初找工作时，也不曾有这样拾掇自己的兴致。在外地的大学室友要结婚了，特意叮嘱他：“不要穿你的万年球服过来。”林宇对室友的老成一番嘲弄，但还是郑重地答应了。
套上装成熟的衣服，林宇感到一阵别扭，却是欣喜的烦恼。他人的婚礼，自我的规范，对这个大学结业生来说，生活似乎要进入正常化的轨道。
林宇属于社会所解读的“自我中心”的一代，消费主义的风潮裹挟了他们从童年至青年的全部过程。同时，他们又处在一个剧烈变化、理想主义远去的时代，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从单纯到世故、从无知到精明的火箭般成长。
他们的青春期，注定要比任何时候都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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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以后，大学扩招导致就业潮持续高涨，读书的性价比劣势改变了高等教育的传统功能。昔日的象牙塔被混乱的价值观打破，在去理想化和保持出世精神之间徘徊。培养精英的意义不再，整个社会在慨叹中国的高校已沦为职业培训场而又不够实用的时候，普遍的落差感便成了这代人的心理共鸣。“毕业即失业”并不是夸大其词的恐慌制造，是大部分人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
而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另一种参照：“官二代”“富二代”的飞扬跋扈和不劳而获。普通的年轻人甚至无须从网络和报端上获取信息，因为同龄的“官二代”“富二代”或许就在他们身边。“只有身份才能改变身份”的社会价值判断，深深烙在他们尚未成熟的价值体系中。
“即使按部就班完成学业，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出路。对普通人来讲，这是一个在起跑线上就已输掉的时代。”林宇说。也许正是这种想法，让他选择了“混”。
一的第二个学期，林宇挂科了。学校把成绩单寄到家里的时候，他和父母都不以为意。这个家庭还没有从儿子考上北京重点大学的喜悦中冷却下来。2006年，大学生的贬值和就业的困难已经被社会热议，却并不影响一个西部县城对高等教育的过度期望，进入大学在那里仍然是一个神话式的前程。在热浪般的羡慕与祝贺中，林宇被父母送到了北京。
像魔咒一样，挂科越来越多。被寄予厚望的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足球。学校有很多人都拿不到双证的先例更是增加了安全感，让他自动屏蔽了内心深处的不安。“从当时挂科的比例来说，不乏那么一批人，有人甚至没到4年就退学了。”林宇试图为自己当时的心理找原因，“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看，还有比我差的，应该是有一种比较普遍的潜在的东西在影响着我们这些人。”
等他发现大溃败到了不可收拾的时候，马上要毕业了。“知道双证已经拿不到的时候，我就开始破罐子破摔了，觉得所有的努力都已徒劳。”他放弃了任何可以补救的机会，带着一张结业证离开了学校。“分别那天，所有人都说这没什么，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