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蒋介石绕道“北伐”

（1）

由于日军制造“济南惨案”，致使蒋介石的北伐军无法北进，而被讨伐的对象张宗昌的鲁军，却趁此机会逃到了济南以北的德州。

此时，蒋介石已退出济南，把司令部设在南郊的党家庄。其实，他很清楚，他现在遇到的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日本人已经打在自己头上了，却不去还击，还低三下四地赔着笑脸去迎合他们，这是什么逻辑？但如果要维护尊严，那就得真打起来，日本可是一个发达的国家，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就没打赢过，他敢去打吗？再说，为了一个小小的济南，就引来更大的军事冲突，最后演变成一场中日战争，好像也不划算。如果到那时，北方的张作霖集团肯定还存在，而且还可以纠集他们的北洋势力趁机反扑，这事情就更糟。

所以，对蒋介石来说，目前只有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他与日本人的争端。否则，这“北伐”就搞不成，与日本全面开战，那就连长江以南现在占领的地区也保不住，与其这样。还不如与张作霖谈判，划江而治得了。

所以，蒋介石只能定下这样一个基调，就是日军在他眼皮底下肆意捕杀他的官员，攻击他的士兵，侮辱他的人格，他只能忍气吞声，装着没看见。对于日军屠杀无辜民众，他也不能去给予保护，还得下令将部队全部撤出济南。

原来，日军在五月三日屠杀了一天之后，在第二天，还向蒋介石的北伐军提出了一些苛刻的要求。现摘录如下：

一、济南商埠街道不许中国官兵通过；

二、胶济、津浦两路不许中国运兵；

三、中国军队一律退离济南二十华里以外。

针对这些要求，可能谁看了都会气愤。可蒋介石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他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派人去与驻济南日军的最高长官福田彦肋进行谈判。

五月三日，他派黄郛、陈韬去，四日又改派熊式辉，因为此人在日本留学时与这个福田彦肋是同学，五日换成了赵世暄，六日再派王正廷、崔世杰。

总之，凡是和这个福田彦肋打过交道的外交官或外交使节，老同学或老熟人，蒋介石都动用了一遍，希望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是，这些人去了，没有一个是痛快地回来的。他们不是遭到日本人的谩骂，就是遭到羞辱。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好忍气吞声，从五月四日起，下令将军队全部撤出商埠区。

五月五日，他又下令，除留两个团的卫戍部队在济南城内，其余国民党军一律撤出，还严令取消一切反日活动，禁贴反日标语。

为了不让各部队擅自行动，蒋介石还引用日本人发布的诽谤他们的言论训诫他的部下：“对于日本人，绝对不开枪；为救一日人，虽杀十人亦可；若遇有事时，日本人要求枪支，即以枪支与之，要求捕捉俘虏，即听其捕捉俘虏。”

五月六日，蒋介石与从河南前线赶来的冯玉祥在济南城以外的党家庄举行会议，商讨目前“北伐”遇到的问题。会上，他居然提出了一个让大家都不理解的问题，就是放弃北进，与张作霖奉张集团“划江而治”，以维护南北两个中国的现状。

这个提议一出，马上遭到许多人反对，尤其是冯玉祥。他说：“现在我们近百万的军队已经出动，人力物力财力花费了不少，为了一个小小的日本在山东制造一点麻烦，就这样放弃，值得吗？”

随冯玉祥而来的参谋长刘骥也说：“现在北伐军势头正旺，古人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果我们不趁着这个势头拿下北京，以前的努力不仅白费了，以后可能永远也没有了机会。”

还有人说道：“总理的灵柩还停放在碧云寺呢，我们什么时候去把它接回来呢？”

一看见这么多人反对，蒋介石只好放弃这个主张，同意继续北进，但要绕开日军，不要和它发生正面的冲突。他说：“日军不是只有济南才有，还有青岛、烟台，再往北还有秦皇岛，满洲就更多，关键是还有一个日本国在后面给他们提供一切保障。而这个日本国，就目前我们的力量，是无法抗衡的，所以只好避战！”

会后，他把进攻京津地区的指挥权交给了冯玉祥，要他会同阎锡山的晋军一同进攻北京。还说，谁先进入北京，就把那里的治辖权交给谁。这有些像项羽与刘邦的约定，谁先进入关中，谁就可“称王”似的。

（2）

五月八日，日军又炮击济南城，城内守军只接到“不许还击”的命令，而没接到撤退的命令，所以守军既不敢还击，也不敢撤退，只有被动挨打。

此时，蒋介石已退到泰安。黄郛看见他不高兴，就建议他去爬山，到泰山的玉皇顶烧一柱香，祈求上苍能够保佑他们能躲过这一劫。蒋介石一听，欣然应允。于是，几个人就在卫队的保护下上了泰山。

在山顶的岱庙前，他们看见了相传为秦始皇留下的“泰山刻石”，传说为李斯所撰，全文应该是一百五十六字，但现在只有十个字还在。毕竟有两千多年了，岁月沧桑，连坚硬的岩石都经不起它的跌宕。

从秦始皇开始，历代帝王把到泰山“封禅”作为自己一生的政治抱负，可真正到这里来“封禅”的，又有多少呢？真是屈指可数。

什么叫“封禅”？就是帝王们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以感谢上天的恩赐，到这里来进行祭祀天地的大型典礼活动。

在《管子·封禅篇》中早有记载，从远古到夏、商、周三代，就有“封禅”之说。这好像是古代帝王们的一种政治策略，因为通过“封禅”，可以晓谕天下，他所治理的社会已进入了风调雨顺的太平盛世，这样就可安定人心，但前提是必须名副其实。

当然，后来的帝王“封禅”，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改朝换代后，通过天下大治社会安定了下来，他们也来“封禅”。所以，西汉时刘向在他的《五经通义》里就道出了这一意义：“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

后来按这个标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来泰山“封禅”的帝王，却只有五个，他们是汉武帝刘协、光武帝刘秀、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和宋真宗赵恒。

今天蒋介石来此，可以说大开了眼界，也算是感触很深。现在东洋人都打进了家门，还把它没办法，这哪里还有什么资格去“封禅”哟！顶多也就像宋高宗赵构那样，偏安一时吧？！所以他在玉皇顶烧香的时候，是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进行的。

但是，当他烧完香后正在斗母宫小憩，准备在这里用餐时，却接到山下来人报告，日军对济南又开始了新的进攻。

也就是说，留在济南城里那两个团的卫戍部队，还不够去塞日本人的牙缝。

蒋介石听见报告后，缓缓地说：“知道了，下去吧！”

可是，在他的心里，却依然有一团火在燃烧。他把手中的茶杯捏得紧紧的，半天不说一句话。此时，他在心里暗暗骂道：“娘希匹，你个田中义一老儿也太骄狂了，我不是答应了你的条件绕道吗？你怎么还不罢手。总有一天，我蒋某人会找你清算的！”

（3）

五月八日那天上午，日军先是用大炮轰炸新城兵工厂、无影山弹药库，接着又炮轰城内外居民的住宅区。

济南城内顿时火光冲天，死尸遍地。

蒋介石留下的那两个团忍无可忍，只得还击。他们是第一军第二师第五团，团长叫李延年；第四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第二团，团长叫邓殷藩。

这两个团，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成了中国最早的抗日部队。为了保卫济南城，他们连续抗击了两个昼夜。

打得难分难解时，他们请求支援。到五月十日的晚上，增援部队却不到，而接到的命令却是让他们放弃济南，所以只好忍气吞声地撤了出来。

这样，在五月十一日清晨，日军轻松地占领了济南。他们耀武扬威进城后，就开始到处抓人，杀人。

此时，长达三个昼夜的战火，已将济南的街道变成了一片瓦砾。在交战激烈的地方，倒下了很多军人和平民。在这次炮击与进攻中，中国军民的死亡人数不低于四千人。

日军进入济南城后，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具体要杀哪些人，日军参谋部还拟定出一个标准，共十八条。细读起来，那是极其荒谬的。说白了，就是没标准，见人就杀。

现把这十八条标准罗列如下：

一、穿裤子有皮带者；

二、身穿灰色服装者；

三、有军用品者；

四、穿草鞋者；

五、有青天白日旗徽者；

六、发式为平头或学生式头者；

七、女子剪发者；

八、穿皮鞋者；

九、带照相机者；

十、镶金牙者；

十一、有军用钞票者；

十二、戴开国纪念币者；

十三、有三民主义及共产主义的书籍者；

十四、有南方人名片者；

十五、有自卫枪械者；

十七、类似学生之青年；

十八、检查时开门稍迟者。

这里，差一个“第十六条”。这不是收集资料者的疏忽，是因为这个《标准》从墙上揭下来时不小心被撕掉，或者被撕后不小心让它脱落了，但相比较起来，还算最完整的一张。

在西关黄河东岸有一户人家，日军进城时，全家十八口人躲在一艘空船下。他们是把船倒过来，躲在下面的，但还是被到处搜查的日本兵给发现了。

这些强盗举起刺刀，疯狂地将这家人全部刺死。鲜血从院子的排水沟里流出，一直流到家门口的河沟里。

进城的日本兵，闯入城内顺祥绸缎店杀人，店老板和十二个伙计全被他们刺死，尸体摆满了店内外。店里的绸缎，却被洗劫一空劫。拿不完的，就放火烧。

日本兵闯入民宅后肆意糟蹋妇女，甚至在大街上，也有强奸被搜捕到的妇女。

北门外有一妇女正在自家草棚里给两个婴儿喂奶，日本兵闯入后强行将她轮奸，然后将两个婴儿用刺刀挑死，最后又将这个妇女杀死。

一队日本兵将抓到的几十名妇女赶进一个日本商人开的面粉厂，排队进行轮奸。

这些被糟蹋的妇女，大都被日本兵折磨得死去活来，侥幸挣脱的却没脸见人，只好跳井自尽。

面粉厂门口那口水井，已填满了自杀者。

日军还闯入了江家池医院和西门外的前方医院，将三百多名抵抗的中国伤兵和全部医生、护士统统杀死。

一些负伤的俘虏则被日军倒挂在树上，用鞭子轮番抽打，用烧红的烙铁烫烧他们的手心和脚心，再将他们身上的肉一刀刀割下。

有将近一百多名俘虏惨遭折磨后被杀掉，后来在当地居民收尸时发现，有的身上的刀痕居然有一百多处，肉被剔光后，露出了白骨。

（4）

日军攻占济南后，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只得绕开济南，往西边渡过黄河。

五月六日，有部队已开始行动。他们是方振武第四军团第三十四军阮玄武部。

阮玄武那个军集结在乐口镇。在没有接到命令撤退的情况下，他们首先从乐口渡过了黄河。随后，第三军团贺耀祖部各军也先后渡河。

这一行动，可以被看着是国民党向北进军“绕道”的开始，也可以被看着是蒋介石的这次“北伐”已进入第二阶段，也是打破他企图在黄河以南消灭孙传芳、张宗昌的直鲁联军的幻想佐证。

五月七日到八日，冯玉祥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各军，也相继渡过黄河。其中，吕秀文的第二十一军还推进到荏平一带。

五月十日，阮玄武第三十四军一部击溃奉军后进占禹城。第二天，郑大章的骑兵第一军和吕秀文第二十一军已到高塘附近。接着，他们又顺利占领恩县，而其他各军也很快到达恩县附近。

也就在十日这天，蒋介石在滋阳举行国民党党政联席会议，也叫“兖州会议”。会上，他又把“退回南京，划江而治”这个主张拿出来讨论。到了现在，他好像都还拿不定主意，觉得继续往北，会引来更大的灾祸。

此时，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却提出了异议。也就是说，他和冯玉祥一样，都反对“划江而治”。冯玉祥的理由是不能被日本人的枪炮所吓倒，而谭延闿的理由则是国民党应为历史负责，不能把国土分为两半，也不能使耗资一千六百万元的“北伐”半途而废。至于日本人那边，他和蒋介石一样，都怕。但他提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即通过“自强外交”。

谭延闿说：“日本人要占领济南，就让他占领好了。现在我们可绕开济南继续北进，只要在这次北伐中攻下北京城，那些列强们，也包括日本，就会抛弃奉张来支持我们！”

谭延闿这一番话，听起来依然是怕日本人，但最终的结果却不是半壁江山，也不是半途而废，谁不愿意呢？所以，他好像一语点破梦中人，使参会者大多数都如梦方醒表示赞同。

蒋介石听后，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一下，他好像心里有底了。于是，借口有病需要疗养，把第一集团军总指挥的职权让总预备队总指挥朱培德来代理，就离开前线，返回南京去了。其实，他是想回避日本人，觉得自己远离一步，可能更方便一些。让别人去与日本人打交道，而他在幕后指挥，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并没忘记通过“外交”这一途径。尽管他在前线派了那么多人去与那个福田彦肋谈并无收获，但他还希望通过国际参与来实现日本对他的缓和。所以，他依然派黄郛去上海与美国公使马慕瑞联络，还电告李济深到香港去找英国人帮忙。他是希望美、英从中调和，让日本人不要太嚣张，这样就可以减轻“北伐奉张”的压力。

但是日本人好像并不买美英的账，因为“北伐”一旦结束，南中国江浙一带的特权，显然要被他们占据，这对日本来说是很不“公道”的，所以他们不能答应蒋介石提出的要求。

（5）

在晋东方面，从五月三日起，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开始反攻，他们兵分三路，从黑山关、下口镇、泥儿沟向温汤镇进发。

经过激战，奉军开始退却，于五月七日退向平山方向。五月八日，晋军各部都抵达平山附近，奉军只得再向东撤。与此同时，处于正太线井陉一带的奉军，在晋军第二十八师的攻击下，也向正定方向后移。

此时，阎锡山晋军一改上个月那种被动挨打的局面，在五月九日这天，已占领灵寿、行唐，第十六师当天还占领石家庄，第三军的骑兵支队也抵达正定。

五月十二日，晋东北的奉军，在全线溃退的情况下，也开始向大同、浑源方向退却。晋军第九师、第十五师紧追。二十二日，攻克涞源。二十七日，又占领满城，这一下，就从侧翼威胁着保定。

在河南北部的彰南地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主力，早在五月二日就渡过了漳河，向磁县、临彰一线挺进。五月八日，在日军进攻济南那天，韩复榘的第三方面军第六军已攻占顺德。

此时，张作霖的奉军各部，已得知东边津浦线的直鲁联军已经败北，于是无心再战，即向京津地区收缩兵力。

五月十三日，韩复榘的第六军也顺利抵达石家庄，与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会师，于是两边合兵一处，继续北进。

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给阎锡山发电报说：“今日唯一方略在速占北京”。所以，他要求阎锡山之晋军，应加快步伐前进。

在直隶最南端的大名地带，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刘镇华部，于五月一日开始反攻，奉军第七方面军褚玉璞部前来应战，却有些抵挡不住，只好向临清方向撤退。

五月三日，第八方面军进占大名；六日，攻克临清；八日，又攻下夏津；九日，占领武城。刘镇华部所向披靡，使这一路的奉军如秋风落叶，让刘镇华部一路横扫，最后只得退守德州、故城、枣强一带。

五月十八日，刘镇华部又攻占武邑、武强等地。

在津浦线这边，五月十三日，驻扎在平原县附近的奉军王树常的第十军和毛思义的第三十军等部，突然发生兵变。借此机会，方振武第四军团阮玄武第三十四军迅速推进，占领林庄，然后向平原发动攻击。

顿时，奉军大乱，根本就无法抵抗。许多人已无心恋战，四处奔逃。在这种情况下，方振武第四军团第四十一军鲍刚部主力及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骑兵军乘机攻占了德州，并展开兵力于桑园、东光、二十里铺等地。

在山东境内，奉军把德州一失，战线就得北移，这就直接威胁到了张作霖的腹地京津地区。

此时，在奉军的各个战场，战事均不乐观，到处都在失利。因此，为了保全实力，张作霖只得下达总退却令，准备把兵力收缩在京津周围，以图自保。这样，蒋介石的北伐军各路，也就因此未遇到什么抵抗，就进入了直隶省的腹心地带。

五月十七日，方振武的第四军团各部，已经在东边的沧州附近集结。

到了五月底，整个第一集团军各部，已占领了东泊头、南皮、吴桥、孙镇等地。

顿时，京津地区震动，奉军已无再战之心，开始全线溃逃。

（6）

五月十六日，在日本的田中内阁专为“支那问题”举行了秘密会议。

会议决定，若是张作霖退出关外，国民党军还穷追不舍，他们的皇军就可以对双方军队采取解除武装的行动；若只是张作霖一方退出，国民党军没有追击，他们可以不介入。

但是，日本要趁此机会，在张作霖那里索取点什么，来作为补偿。于是，就有了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与张作霖会晤一幕。

五月十七日晚，芳泽谦吉在北京东交民巷会见张作霖，与他谈到深夜，但结果却是不欢而散。

开始，芳泽谦吉说：“大帅的安国军已经岌岌败退，现在大势已定，为使战乱不波及京、津地带，你看该怎么办呢？”

张作霖听后不悦，知道他没安好心，但一言不发。

突然，芳泽谦吉又反问道：“你们能打过蒋介石吗？！”

张作霖说：“打不过他们，不是还有你们吗？”

芳泽谦吉说：“我们是不能随便出兵的，只能是协助。”

“协助？我看你们是只会抢地盘！”张作霖愤愤地说，“在济南，你们做了些什么？可南军还是过来了！”

芳泽谦吉狡黠地笑了笑，然后说：“我看，你还是收拾好军队撤回满洲去维持那里的治安吧！这样，无论对中国的国民还是对奉天的军界，都是一个很好的交代，也是一个万全之策。”

“撤不撤，那是我的事，这个你们也要管？”张作霖很不高兴地说。

“当然，我们要协助你吧？！没有我们，你能撤得回去吗？”

张作霖说：“怎么不能？关外是我的地盘，想回去就回去，难道还有什么玄机？！”

“是的，这得我们说了算！”芳泽谦吉说。

“就这个，我还得要你们日本人同意？”张作霖很气愤，他知道在奉天，就驻有日本兵，所以他们可以对他指手画脚。

“是的，你如果没有我们日本方面的保护，是很难回去的！”芳泽谦吉好像在暗示什么，同时也是在威胁。

之后，芳泽谦吉对张作霖说，如果打不赢蒋介石，就只能在就地被他们消灭。日本人所要做的是帮他撤回关外，但那是有条件的，就是要张作霖和他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的合同。

吉会铁路具体在哪里？就是从中国吉林通往朝鲜会宁之间的这段铁路，日本企图修通它，然后就可以从朝鲜直接运兵到满洲。

但是，张作霖可不像蒋介石那么软弱，他觉得这些东洋鬼子一出口就没好事，都是卡脖子的事，马上断然拒绝。

芳泽谦吉见张作霖不上他的套，就采取了要挟手段，他从怀里掏出日本政府关于满洲问题警告“支那”南北双方的觉书，向张作霖提出“满蒙权益”的要求，要张作霖答应，但张作霖还是拒绝。

芳泽谦吉见张作霖今天非常强硬，心里也很恼火，马上又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你对此应负一切责任。”

张作霖一听，勃然大怒，从椅子上“腾”地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地向地下一掼，然后气愤地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岂有此理！”

而那个烟袋被掼在地上后，马上就变成了的两节。这时，张作霖大声说：“今天你们的要求实在太多，恕不奉陪了！”

说完，转身就走。

五月十八日，日本驻北京使馆武官建川也抵达保定，专门面晤在前线的张学良和杨宇霆，声称如战争波及到满洲，则日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将会采取行动。因此，现在对交战双方发出警告，即：“动乱行将波及京、津地方，而满洲地方亦有蒙其影响之虞。夫满蒙之治安维持，为帝国之所最重视，苟有紊乱该地之治安，......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计，不得不取适宜且有效之措置。”

至此，奉张集团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开始公开化。

五月二十四日，美国把要求武力保护侨民的照会公开发表。日本的田中内阁见形势不妙，遂不敢在京津地区轻举妄动，同意国民党和平接收京、津地区，并敦促张作霖退往东北。

五月二十五日，代表中国的北洋政府发表了《北京政府正式宣言》，复照日本政府，指出：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忽视；对日本军界制造的济南惨案，也予以谴责，提出“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

（7）

五月十七日，蒋介石给前线各军发出密电，指出：“我军到达京、津，应力避与外兵冲突。”同时，他还奔赴于各个战场，及时了解情况，做好各种突变的可能准备。

在第二天，李宗仁于武汉发表通电称：“奉系将领愿与本党合作一致对外者，亦可许其参加。”还说，如果奉军“自行出关，一致对外，内忧外患自可迎刃而解。”

这是国民党内高层在给张作霖施放“和平”解决的信号，让他知道了好心中有数。

五月十九日，蒋介石坐火车到郑州，与冯玉祥会商最后的进攻战略。

通过运筹拟定，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二集团军沿津浦线以西，京汉线以东北进，第三集团军分两路，北面由京绥线向东，南面由正太线向东再转京汉线北进。

然后向各集团军要求，在五月二十五日前，京汉线、津浦线各武装军团，必须到达庆云、南皮、交河、武强、晋县、正定一带；津浦线各作战部队仍照以前部署；京汉线上阎锡山第三集团军维持当前进攻状态；把白崇禧指挥的第四集团军即刻调赴正定集结。

此时白崇禧带着的桂系主力还在长沙，李宗仁就开始注重对敌方的“策反”。在政治方面，他的确要看得远些。他深深地懂得在《孙子兵法》中那条“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者也”的微妙之处。

从四月以来蒋介石开始北伐，李宗仁就没想到要有一个第四集团军加入，所以在战场上，我们根本看不到他和白崇禧的身影。现在北伐已进入第二阶段，在蒋介石的敦促下，桂系的第四集团军再不出征，好像也说不过去了。

原来，被编为第四集团军的桂系集团还不稳定，因为他们刚收编了刘兴部四个军，再加上程潜的第六军和叶开鑫那个反叛的第四十四军，从来就没使李宗仁放心过。所以，在出征之前，就该是他“铲除异己”的时候了。这叫出门在外，屋子里外还需打扫干净，以免回家后找不到家门。

五月十九日这天，李宗仁在武汉通知程潜和白崇禧来开会。程潜接到李宗仁的通知后，与白崇禧一起由长沙坐火车到了武汉。

五月二十一日，在程潜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李宗仁扣押，而且还致电南京政府，称：“程潜素行暴戾，好乱成性。西征后更是跋扈飞扬，把持湘政。本日特别会议将程潜暂行监视，请即明令免其本兼各职。”

就在同一天，蒋介石亲自到了河南新乡，与冯玉祥和北上到这里的白崇禧会商第四集团军从京汉路北上加入冯玉祥第二集团军阵营一起“北伐”的事。

蒋介石当面向白崇禧承诺，第四集团军加入北伐后，其粮饷开支与枪支弹药全由中央政府供应，请他不必顾虑。同时，任命白崇禧来就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暂代本集团军总司令职权。

程潜被扣押后，蒋介石心知肚明这是桂系在“卸磨杀驴”，“排除异己”，但现在北伐战场正需要兵力一鼓作气推翻奉张集团，所以李宗仁此举不但没得到追究，反而还得到了支持与迎合。

五月二十三日，蒋介石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免除程潜本兼各职，着令听候查办。

就此，蒋介石以牺牲一个程潜为代价，终于启动了他对“李白集团”的重新节制，还让他们奔赴北伐战场。

李宗仁看见程潜被解职，已如愿以偿，于是欣然宣布，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并正式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然后发布命令开始北上。

五月二十六日，第四集团军第十二军叶琪部坐火车抵达石家庄，后面的部队也沿京汉线源源而来。

（8）

在山西方面的阎锡山第三集团军，从五月初开始了进攻。

从南天门、龙泉冈出发的第一军、第三军、第五军、第十三军四个军，于五月九日那天占领了阜平，十一日，又攻克曲阳、唐县，十五日，抵达完县。

从石家庄出发的第十二军、第十六军、第十七军三个军，沿京汉线北上，于五月十二日越过新乐，十四日抵达永丰，十五日，进占向庄。

但是到五月十七日，在满城方向的奉军又集中了四个军的兵力进行反扑。

双方在方顺桥一带展开激战。奉军第十六军、第十七军猛攻晋军，使晋军渐渐不支，于五月二十日退到高古至完县一带。

而在京汉铁路东侧的奉军反攻更猛，到五月二十五日，居然又把阎锡山的晋军打得从龙泉河直退过唐河。

到二十七日，晋军才稳住阵脚。这样，双方又恢复成旗鼓相当的胶着状态。

而在绥察一线，晋军在这里作战，虽不是主战场，但激战也是相当激烈。五月初，奉军驻守在晋北朔县、马邑等地有三个军，因京汉路战事不利，他们也实行总后退。

这样，在五月十一日，第三集团军商震部夺取了朔县、马邑两地后抵达怀仁，十九日逼近大同。

同时，商震另一部进绥远、察哈尔一线作战。五月十九日，奉军从绥远向东北方向全线退却，这一部就马上去占领归绥。二十五日，他们的第六骑兵师还夺下了张家口。

阎锡山的晋军在各个战场进展很快，这对他来说，都是始料不及的。想到上个月，他在山西受到东、北两个方向奉军的夹击，几乎面临绝境，如果不是他坚决抱着拼死抵抗的决心，可能早就被奉军给攻破了。当然也就没有了现在这个局面，所以他很庆幸自己的远见与坚毅。

现在，阎锡山的私心开始膨胀，就是想最先到达北京城，以取得在那里的治辖权。哪知天有不测风云，到了五月二十五日这天，张作霖却突然发起了总攻令，这样就让正在沾沾自喜的阎锡山猝不及防，结果致使他的第三集团军孤军深入，在定县、清风店一线受挫。

此时，阎锡山才大有所悟，开始怀疑奉军的退却，是在诱敌深入。于是他下令，现在获得的地盘来之不易，依然要拼死抵抗。

五月二十八日，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攻克方顺桥，迫近保定，这才给阎锡山减轻了压力。

原来，张作霖这个总攻令却是他有生以来最后一次下达。因为从战场的整个态势来看，都对他不利。所以，对阎锡山进攻，完全是处于一种无奈，毕竟人家已打到了家门口，总的表示一下反抗的决心吧？但即使这样，也改变不了整个局势失败的命运。

五月二十六日，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已有军队占领了涿鹿，接下来就有人逼近了新保安，而另一路却抵达了延庆。

北京，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9）

五月二十七日，蒋介石与谭延闿、张静江在徐州进行商谈。他们认为，北伐战线很快就要推进到京津地区，为了避免与日本再次发生冲突，最好是采用和平的方式进入。

这就要取得国际上的同意和支持，说的更准确一些，应该是取得美、英等国的支持，只有他们从中斡旋，日本人才不敢轻举妄动。当然，也要考虑到张作霖的便于接受，不能让他太难堪。

初步的设想是，只要张作霖退出关外，把京津地区让出来，北伐军各部就不去追赶他。

五月三十日，蒋介石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专门为进入京津地区进行部署。

为了使国民党的军队进入京津地区后，不与日本人发生冲突，可能只有阎锡山的晋军最合适。这不光是他们已经占领了进入该地区的各战略位置，更其重要的是阎锡山这个人，他处事圆滑，善于应变，再加上他又在日本留过学，懂得日本人的心理，所以派他及他的晋军去进驻北京，就会把风险降低到最低点。

所以，蒋介石也不绕什么弯子，就直截了当地说，只要阎锡山同意承担接收京津地区的任务，他蒋介石可以应诺，将来京、津两地及直隶省的政府长官人选，就全在第三集团军中产生，但前提是，不能与日本人发生冲突。

阎锡山一听，激动不已。没想到他的梦想，居然在不知不觉中就奇迹般地实现了。他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看见蒋介石一脸的严肃，他心里马上又警觉起来，难道这里还有什么埋伏？

仔细一想，他终于明白。其实，蒋介石之所以要这么做，那是因为他的晋军所处的战略位置不同，如果竞争起来，也是他优先进入北京。

更其重要的是，不能与日本人发生冲突。这就意味着人家打在你头上，你也不能还手。这是何等的窝囊？

再说，让他这个半路出家的变过节的老同盟会员坐镇京津地区，不知有多少人在背后骂，又有多少人红眼。在众目睽睽下，他不成了众矢之的了吗？

所以，阎锡山马上谦让了一番。这种谦让，不是做做样子，还真有些不愿意。

哪知蒋介石好像早就料到了，他态度坚决，没半点商量的余地。

这就意味着事情不会完，麻烦还在后头呢。“这狗日的蒋中正，居然把我阎某人放在火上烤！”阎锡山在心里忿忿地骂道。

从五月二十八日起，蒋介石的北伐军，开始了对北京城进行全线总攻，战争已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就在这一天，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第九、第十五师向固守满城的奉军一个师发起了猛攻，战况异常激烈。

正在难分难解之时，在方顺桥方向的第二集团军第八骑兵师却突破了奉军阵地，然后与第十军一起追击奉军到高阳，致使保定右翼的奉军全线崩溃。

五月二十九日，第三集团军商震部全线围攻保定。经过两天的激战，扫清了保定外围。到三十一日这天，骑兵第三师攻进了保定。当晚，商震把第一军司令部搬进了保定城。

保定一失，京津地区震动。

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只得下令奉军全部撤退到冀东地区。

六月一日，第三集团军沿京汉线向徐水进军。四日，奉军退至琉璃河一带。

（10）

也在五月二十八日这天，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也开始了进攻。

二十九日，韩复榘的第六军已经攻克博野。在驱逐滹沱河南岸的孙传芳残部后，第二十八军占领饶阳。三十日，骑兵第一军到达雄县。第二天，经过激烈炮战，奉军退出高阳。

六月一日，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军击溃奉军攻占肃宁，并向霸县挺进。其他主力部队向宝坻、永清、固安方向追击。

六月五日，第二集团军韩复榘第六军攻克固安。六日，先头部队抵达南苑。骑兵第一军、第二十一军主力，已进军霸县，威胁天津。

沿津浦线北上的蒋介石第一集团军，五月二十八日都已抵达德州以北地区。

五月二十九日，孙传芳的直鲁联军一部与第二军团第二十六军在北霞口、南皮附近展开激战，但直鲁联军难以抵挡只得败退。

六月二日，在第二、第四军团的合力围攻下,守卫沧州的奉军已弃城北逃。

六月六日，第一集团军各部陆续到达马厂、赵扶镇一带。

在蒋介石第一集团军的强大攻势下，孙传芳、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有很多都纷纷投降，余下的纷纷向天津东北的辽东方向退却。

此时，孙传芳已无心交战，而张宗昌却还不服，坚决还要打。毕竟，褚玉璞那个方面军还有三万人，他们集结在天津车站，随时都可以出击。但是，后来还是东撤了，然后占领了滦河以东地区。

张宗昌、褚玉璞已把司令部撤退到了秦皇岛。

六月六日，第三集团军右路军司令商震在保定城下令，所部各军向天津、北京、昌平等地进攻。

在快到长辛店、卢沟桥一带时，却接到蒋介石的电令：“为避免外交纠纷，须待命前进”。于是，各部只得停止进攻。

此时，张作霖已经向山海关退走，北京政务已移交给治安维持会会长王士珍。

（1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针对形势的不利局面，张作霖在五月三十日于北京召集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几个方面军司令举行紧急会议。会上他决定，为保存实力，得马上下发总退却令。

这个在去年六月十六日就任海陆空大元帅的东北“胡子”，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要撤退了。

在这个会上，张作霖还请王士珍出山，并电请南京政府前来和平接收京津地区。他已经不愿意打了，要回东北老家奉天去。

王士珍是何许人？原来他是北洋老军阀袁世凯的左臂右膀，和段祺瑞、冯国璋一起，被称为“北洋三杰”，而且还在第一位，是袁世凯的“龙、虎、豹”中的那个“龙”。此人精通政务，善于应变，曾就任过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后来又急流勇退，渐渐消失于政坛。但由于他是北洋耆老，所以一些要人有事还是要找他来商议，希望他出点主意或从中“调和”。

现在，张作霖有事了，而且还是一败涂地的糟糕事，凭借国民党目前的阵势，他肯定是打不赢了，为避免他的老巢奉天被国民党军东进后“踏平”，他决定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出北京，来作为他们不再穷追猛打的交换条件。于是，他就把王士珍重新请出山来，做这个中间人进行“调和”。

所以，在张作霖退出北京后，王士珍担任了北京治安维持会的会长，与熊希龄等人一起组织了和平运动。

当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第六军抵达南苑时，王士珍马上派出大量市民到那里去欢迎，并打出了“和平运动”的旗号，敦促南京政府派代表来接收北京。这实际上就是拒绝这个第六军进城，让他们原地待命。

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占领沧州、河间后，从六月一日起，三个集团军分三路由津浦、京汉、京绥等线向京津地区全面推进，有的已到北京郊外。

六月三日，张作霖见撤退时机已到，于是命张学良留守北京，然后在当天夜里带着吴俊升等人乘专列离开北京，回奉天去了。临走前，他还下达了总退却令。

但是，当火车在第二天早上五时三十分，行至奉天附近一公里半的皇姑屯三洞桥时，突然听见了一声爆炸，接着火车头就被强大的震动力震出了铁轨，而张作霖乘坐的那节车厢却被炸得揭了盖顶，全散落在铁道旁，只剩下了一个钢铁架子焊接的底盘还在铁轨上。

和张作霖在一起的吴俊升被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了一颗大铁钉，脑浆都被炸出来了，当场死亡。而张作霖呢？却被炸出了三丈多远，但还没有死亡，咽喉却已破裂。

原来这三洞桥的桥墩是坐落在一块花岗岩上，此时这桥墩已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被炸得变了形，然后被抛向空中后，落下来散落了一地。

这是谁干的？经事后调查，原来是日本关东军搞得一次有目的的“谋杀”。他们不满张作霖在修筑吉会铁路合同上不签字，在没经过日本政府同意就决定实行报复。

张作霖离开北京的具体时间，早已被日军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侦知，于是他派了手下的一个大尉叫东宫铁男的，在皇姑屯三洞桥埋下了三十袋炸药。

就这样，爆炸事件就发生了。

这就是震动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这次事件，导致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被炸重伤，但在被救回奉天的帅府后，却在当天上午九时三十分，也死去了。

（12）

事件发生时，张学良在北京，正在与南京政府派来的代表何成浚举行谈判，却接到奉天督署的一封加急电报，内容只有“立即返奉”四个字。

他心里一惊，这个时候，正在脊骨眼上，怎么会招他返奉，是不是日本人打进来了？

为了稳定眼前的局势，张学良只得找了一个理由退出谈判席，让别人去继续谈判，而自己则化装成一个铁路工人，秘密乘火车返回奉天。

张学良回到奉天都督署后，才知道是他的父亲大帅张作霖已死。张学良顿时惊呆了，仿佛天已经塌下来了。此时他才二十七岁，还没有经受过这么大的压力，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

好在有一个他父亲最信任的人在奉天坐镇，他就是安国军参谋长杨宇霆。

此时，一切主意都得由这个杨宇霆拿了。

经过详细调查，张学良已知火车是日本人炸的。由此，他对日本人更是充满了仇恨。为了稳定局势，他们暂时不敢公开张作霖死亡的消息。

半个月后，张学良已调整好了自己的心态，而且完全掌握了奉系军队的指挥权，这才把他父亲张作霖的身亡消息公布了出来，也只能说是抱病身亡。

（13）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张学良在回奉天时，马上命令他们的安国军各将领要约束士兵维持治安，不能擅自行动，避免外国势力的干涉，然后吩咐继续谈判。

南京方面，蒋介石派了他最信任的何成浚作为代表，最终达成协议，国民党军和平接收京津地区。

六月八日，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商震部进入北京。四天之后，也就是六月十二日，曾经在涿州镇守了三个月之久的傅作义，和平接收天津。

自此，以张作霖为海陆空大元帅的北京安国军政府宣告结束。从此，那个长达十六年的袁世凯北洋军阀的统治，也就落下了最后的帷幕。

六月九日，在北京各界的夹道欢迎下，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第三军第六师列队入城。

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将“北京”改称“北平”，直隶省改称“河北省”。

两天后，也就是六月十一日，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的阎锡山与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部入城。

进入北平后，阎锡山成了主政平津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之后，他任命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以维持平津市区内的治安。

此时，天津附近的奉军、直鲁联军见大势已去，已经陷于纷乱之中。孙传芳已经退到山海关外。张宗昌、褚玉璞残部已奔向滦河，围剿这些“安国军”残余势力，就轮到了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的肩上。

六月十九日，在奉军元老杨宇霆等的推戴下，张学良出任奉天军务督办。七月四日，张学良又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兼东三省巡阅使。

因为他年轻，此时才二十七岁，在奉军元老们的眼里还只是个娃娃，但他们还必须听这个娃娃的，于是一个颇具风格的称呼“少帅”，也就应运而生了。

张作霖被炸死时，奉军已开始全线撤退，准备回东北。他们几十万人，全集结在滦河以东，一片混乱。幸喜张作霖的死，他们并不知道，否则早就逃之夭夭了。

这些人后来的结局，大都被白崇禧带领的第四集团军给消灭了。他们的首领张宗昌、褚玉璞却逃到了大连、旅顺等地躲起来了。

自此，蒋介石的第二次“北伐”，算是大功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