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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空去天坛游览,建议去走公园的东门。
那门进后,是一条笔直的林荫道,路两边是茂密的古柏林。傍道的林木更高大如墙,约束了游人的视野,我们的视野只在正前方有一个出口,而在那个远端的出口上,正坐落着天坛标志性的建筑,祈年殿。
祈年殿,可以算是我国古代建筑中,最奇特的一个案例,它的俯视截面是正圆型的。也就是说,这个奇特造型的建筑没有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正立面,也正因如此,它在每个水平方向上看过去都可称之为正立面。
而沿着这么一条笔直的路,正可以走向那座踞在高台之上的,有着三重屋檐的高大殿宇。甚至,你也可以将这条笔直的路,延长到公园以外,那里有条体育馆路。如果您恰好在向西行驶的方向上,就能在拥堵的车流中,一睹道路尽头,林影簇拥下的祈年殿了。如果您在恰赶上夕阳西下,那座忙于沟通天地的殿宇,更有了一个金碧辉煌的背景,就如你看到了它,而它也看到了你。
我是北京人,自然是要去过几次天坛的。
但说老实话,小的时候不怎么喜欢这里,总认为那里的门票不太值得。您看,那里有故宫的三倍面积,但却只是孤零零的几座建筑,不如故宫、颐和园那样,穿门走户地玩得痛快。后来慢慢长大了,慢慢懂得了空旷与辽远也是一种美,也就慢慢学会了去审视,在巨大自然空间中的那种人文建筑之美。
而审视这种美,天坛自然是最合适的,它本就具有一种与天宇对话的神性功能。
我们经常会将神圣、神秘、神韵挂在嘴边,然而我们真的能理解,这样神性的意味吗?你会因那神性,而对它崇敬,再或是恐惧吗?我们如今有着强大的知识体系,似乎可以理所当然地远离了那种神性的蒙昧,然而这样的远离,是不也让我们失去了敬畏的视角呢?
那个天坛公园的东门,在明清时也是外坛的东门。
天坛分内外两重,其主体建筑基本都在内坛内,外坛就是个大一号的森林公园。或也可以说是,为保护内坛的神性,外坛就是人工地制造出的一个“天人合一”的自然。当然,在现代都市里,保留这样一片大森林是奢侈,所以,天坛的外坛基本都被周边的单位和居民小区给占据了,只在祈年殿所在的北部区域,还有所保留。
内外坛之间,隔着一堵压着绿色琉璃瓦的灰色砖墙。穿过那墙,就到了内坛东侧的宰牲亭。这里是为祈年殿的祭祀大典,准备祭品的地方。宰牲亭西还有神厨来加工祭品,并通过七十二连廊将制作好的祭品送往祈年殿。如今神厨和连廊都在修缮,我也只能原路出了宰牲亭去往祈年殿。
要去祈年殿,就要上到高出地面4米的丹陛桥,这是一条连接北端祈谷坛和南端圜丘坛的,360米长的海墁大道。
刚才说了天坛分内、外坛两个区域。在内坛中,也还分有北部祈谷坛和南部圜丘坛两个功能区域的。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天坛的象征祈年殿,是祈谷坛上的主体建筑,那里是明清皇家祭祀祈祷农业丰收的地方。而天坛得名的祭天坛,是在圜丘坛,那里是冬至祭天大典的举办地。
沿海墁大道向北,穿过祈年门,眼前豁然出现一个极为开阔的正方形院落,38米高的祈年殿,就坐落在院落中央的三层圜台之上。注意这里的圜台是圆的,院落是方的,它代表着古人所理解的天圆地方。
不久前,去了一趟辽宁凌源的牛河梁遗址,在那里的第二地点,我看到了五千年前,红山文化的三层环形祭坛。如果您能将它与天坛祈谷坛或圜丘坛的,三层圜台祭坛建立起联系的话,是否会觉得很奇妙呢?历史竟然存在着这样一股强筋的拉扯力,四、五千年的时光淘洗,都不能将它扯断,这难道不神奇吗?
或许我们已经都不知道了,这样的设置因何而来,但我们依然坚守着。而我们又在坚守着什么呢?或许就是那种,心中怀有的,神性的光芒。
也正是因此吧,从牛河梁回来后不久,我便有了强烈的冲动,想要再去一次身边的天坛。
对于祈年殿的始建年代,一般认为是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那是永乐迁都北京的前一年。
据说永乐皇帝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得皇权在南京登基后,便一直有着迁都之意。迁都前,朱棣曾密令工部在北京修建一座合祀天地的神秘建筑,至少在朱棣看来,一个首都的存在,是需要具有这样高规格的礼制建筑,以进行国家祭祀的。
但那座建筑太过神秘了,如今已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它应是含有现今祈年殿的前身——大祀殿的。
一百二十多年后的嘉靖时期,嘉靖皇帝显然不够满意那座大祀殿的神秘,他将它改建成了三重檐的圆形大殿,只是三重檐分为青黄绿三色代表天、地与万物,并更名为“大享殿”。嘉靖时期做了许多祭奠改革,他将天地祭祀分开,并大享殿南建设了圜丘坛,从而形成了如今祈谷、圜丘双坛并置的格局。自此明代的帝王们,在秋季时来祈谷坛大享殿献祭农神,在冬至时来圜丘坛祭祀天帝。
清朝的乾隆皇帝,对“大享殿”又有了审美的升级,他将三重檐都定为蓝色,以代表天的至高无上,并将明代的秋祭改为一年之初的春祭,“大享殿”也就便更名成了“祈年殿”。或许在乾隆皇帝的意识中,神在秋祭中过于享受农耕的成果了,显然他们还需为这一年的收获忙碌一些才是,这或许也是“祈”的意味所在吧。
我们的古典建筑中,像祈年殿这样的圆顶攒尖的建筑并不少见,但像这样大型的三重檐攒尖建筑,确是绝无仅有的。
更何况其建筑本身,还有着丰富的寓意,比如它用大殿中央的的4根龙井柱代表着4季,用中层架梁的12根金柱代表着一年的12个月,用外墙的12根檐柱代表着一天的12个时辰等等。这些数字即代表着至高无上的“天”,也代表着我国古人对于“数”的一种迷恋和追求。在他们的哲学体系里,可能不是很在意精益求精的科学研究,但他们却能用很具有道德感的“数”来统一自然外化的天地。
1998年,北京皇家祭坛——天坛,被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给予的评价中就说到,“(天坛)无论在整体布局还是单一建筑上,都反映出天地之间(即人神之间)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在中国古代宇宙观中占据着核心位置”。
沿漫长海墁大道向南,可直达黄穹宇,那里有个正圆形的院落,天坛鼎鼎大名的回音壁就坐落在那里。黄穹宇南部,过棂星门,又进入一座正方的广阔院落,而院落中央依旧是一座三层的圆形圜台,那里便是寓意“天坛”的圜丘坛了。
圜丘坛上也有着丰富的“数”,从蹬坛的石阶,到各层台面石以及石栏板的数量,均采用“九”和“九”的倍数,以对映“九重天”。并通过对“九”的反复运用,来强调“天”的崇高地位。
我国古人崇“九”,这不难想象,因为它是十以内的最大数字,也被认为是至阳的极数。既然这么崇拜“九”,那为什么要修三重坛,而不修到至高的九重呢?
这其实从圜丘坛的东南西北四个门中就能找到答案。那四个门分别为泰元门、昭亨门、广利门和成贞门,它们自然分别有着各自的美好寓意,然而取其中间字,便又可缩减成一个词,“元亨利贞”。
“元亨利贞”是《易经》乾卦的卦辞,“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它们似乎也可以指代一个事物发生、发展、结局和新的开始。如果把“贞”当作下一个轮回或新一个状态中的“元”的话,那一个事物的发展,正好就需要“元亨利”三个过程或状态。
如果您把《易经》当作解释万事万物变化的一本书,那您会惊奇地发现,它的基本单位不是“一”,当然更不会是“九”,而是“三”。三爻为一卦,而这或也正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是我们哲学观中对于“三”的理解,这也是我们的古人通过“数”的角度,得出的对宇宙自然的结论。
但当我看到牛河梁遗址的三重圜台的祭天坛时,我对这种宇宙观迷惑了。
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人,他们有可能读到《周易》吗?他们有可能会以“数”的高度去理解天地吗?那时的人们,不太可能会用太高的哲学视角去思考天地的,但他们却一定会以老老实实的科学视角去观察天地的。
于是,他们发现了四至点和三条线,那是太阳运行处在冬至点的南回归线、处在春分(秋分)点的赤道线和处在夏至点的北回归线。而太阳在这四至点和三条线上云行一个来回,正好就便是一年。而这不正映衬着那句“元亨利贞”,只是其中的“元亨利”是三个过程,只有“贞”是一个结果、结局。
在古时,太阳自然代表着天,人们以三重圆环筑起圜坛高台,自然便会用它来完成祭天重任。后世的人们继承了这样的祭天传统,但却丢失了这样观察记录的科学传统,不过他们用另外的一种哲学思辨能力来弥补了这样的缺失,并自圆其说地形成了一套,以《周易》为代表的,以“数”来解释万物的宇宙观。
但不管如何解释,这种传承却保留了下来,这不也正说明了,我们的文化传承所具有的强劲的纽带力量吗?
圜丘坛下,有燔柴炉与燎炉,帝王们在祭天大典中,向皇天上帝和先祖们三次献酒之后,执事者就将香、帛、祝文及祭品从供案上撤下,投到这里来焚烧。
炉中的袅袅青烟也在那一刻,完成了人君与天帝的沟通。
而我对天坛祭祀大典的探秘,也就要在这里结束了。从圜丘坛向南,便是公园的南门。走出那个大门,市井百态的众生烟火气,扑面而来。
《望京小记》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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