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秋天，我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太行山一个叫“古台”的小山村当小学教师。那个村子百十来户人家，散落在一面山坡上，村里的小学校建在山脚下的马路边，说是马路，其实就是一条窄的只能走过一辆拖拉机的小路，村子对面也是一座山，这条小路就被夹在两山中间，弯弯曲曲一直通往山外。这是村里人外出的唯一的一条路，我就是从这条小路来到这个山村的。

      村里人家大都是土坯房，学校有两排教室，当然也都是土坯房，就连大门、院墙也都是土坯垒的。学校的环境和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里边的那所学校差不多，就是教室多了几间，学生多了不少。我住的那间勉强可以叫做宿舍的土房间大约10平米左右，四面墙上刷了白石灰，中间吊着一盏25瓦的灯泡，这是这间宿舍里的唯一的电器，从我“入住”这间宿舍起，这盏灯泡就没有亮过，因为这个小山村已经一年多不通电了，到了晚上，只有一盏用墨水瓶改成的简易的煤油灯陪伴着我。我宿舍的右边就是三年级教室，我的任务就是教三年级，语文、数学、政治，包括音乐、美术等三年级所有的课都是我教。

      小学教师的清苦不是你所能想象到的。

      当暮暮的夜色还未褪去，我就得站在学校的大门前，督促三年级全体学生（只有9名，5名男生，4名女生）在那条窄窄的马路上跑步，半个小时后，天开始有了亮色，我就会在点亮煤油灯的教室里辅导学生上自习，天大亮，学生们吹灭煤油灯回自己家吃早饭，我也到学校的小食堂吃早饭。我的早饭是长年不变的小米干饭，说长年不变，是因为在这所学校已经18年的姓魏的校长经过努力回忆，然后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他这18年的每一个早晨，吃的都是小米干饭。小米都是村里群众存放了多年，不能再存了，然后给了学校，所以小米干饭里除了有小米，还有数量不少的米虫，白色的，大的有三四厘米，小的看不清楚，有时侯，做饭的师傅心情好时，偶然也会炒个土豆丝。上午上四堂课，午饭好象有了点花样，有时侯是馒头，有时侯是高粱面面条，也有时侯吃葱花烙饼，一般没有炒菜。晚饭是长年不变的和子饭，这个长年不变也是魏校长回忆总结的，和子饭里有小米，当然也就少不了有不少被煮熟的米虫或飘在上面，或沉在下面，最后和米、和面一起被我们吞到胃里。

      那年秋天，我发现自己皮肤白了许多，有一次在县城和一帮同学相聚，有位同学开玩笑问我怎么变成小白脸了，回到学校一照镜子，才看到自己真的成小白脸了，现在想起来，是不是自己吃那白色的米虫的原因？

      秋天很快就过去了。那年冬天多雪，几乎隔几天就有一场雪，有时连续下好多天，大雪封山，村里人出不去，魏校长星期日回家看孙子，也被大雪挡在了山外。古台小学有六名老师，只有校长和我是正式教师，其他都是民办或代课教师，魏校长不在学校，我自然就成了学校的临时负责人。临时负责人也有责任和权利决定学校的一些事情，我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学校存放了好久的几百斤玉米和两大袋黄豆卖给了村里的一个粮食贩子，用得到的钱买了一付羽毛球拍子和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第二件事就是动员全体师生动手，把校园里的雪清扫干净，在半导体收音机播放的歌声中和学生们打起了羽毛球。那年冬天雪多还很冷，但在古台这个被外面的世界遗忘的小山村里，因为有了一付羽毛球拍子和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突然有了热情和生机，不少村民都涌到学校来看我们打羽毛球，听那台半导体收音机唱歌。过了元旦，校长才回到学校，发现他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下的粮食被我卖了，满脸不高兴，我就让收音机给他播放了几次上党梆子，没想到他一听就变出一付笑脸来，从此以后，那台收音机的主要任务基本上就是在魏校长的宿舍里唱上党梆子。

      因为下雪，我连续好几个星期日都没有回家。那些日子，我们依旧吃着小米加米虫，大概因为可以打羽毛球和听收音机的缘故，就觉得那小米和米虫也很香啊，说不定那米虫高蛋白，有营养，好多地方、好多人想吃都吃不到啊。有一次，有一男一女两位同学从县城坐着拖拉机来看我，我就用小米加米虫来招待他们，他们吃了几口就恶心得吐了，我就嘲笑他们没口福，还告诉他们，广州人都把猪肉弄的长出虫子来炒菜吃，特别有营养。两同学离开后，我发现被子下面塞了50元钱，有一张便条，上面这样写着：注意身体，买点营养品补补。落了那位女同学的名字。我手里拿着那50元，眼睛有点酸酸的。那50元钱我至今都保存着，这辈子我都舍不得花。

      如今，离开太行山那个小山村二十多年了，想起那段岁月，突然就有了想回去看看的冲动，什么时侯，我要回去看看，看看那里的山，看看那条窄窄的马路，看看那所小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