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屋旁的羊肠小道穿回来时，已经很晚了。

隔壁的温莎太太已经睡下，她是个偏执的人，一顾地认为自己的先生在纽约有小妞，所以才常常不着家。她喜欢傍晚点着一根蜡烛放在窗边的小圆桌上，等到蜡烛快燃尽时，才捧着烛台上楼休息。可怜见的，我却觉得温沙先生着实有些忙，他并不是在纽约有了小妞，而是真正的工作应酬，我多次看见他匆匆的从漆亮的汽车里下来，然后慌慌的掏出兜里的手帕，急急得抹了抹脑门的热汗，抱着一摞垒的挺高的文件摇摇晃晃的进了屋，随之面对温莎夫人略有些尖利刺耳的声音，开始了夜晚的办公。

而我看着眼前的黑暗，却仍不能掉以轻心，不管是否在黑夜里，我都不敢保证母亲已经睡下。

我并不喜欢我的母亲，相反，我还有些厌憎她。

事实上，她生了我后便没有管束过我，像是看一眼我她都觉得费力。生活体验上便可以表现出往往她像是一位上帝，俯瞰我的头发，置之不理。

十二年前的美国费城，在霜雪漫天的寒夜里，来了一个女人，她面容温婉，入目的却是一双眼，一双清冷淡漠的眼睛，不悲不悯。费城用它一如既往的包容，无声的接纳了这个女人的一切，尽管她全身的家当只有那一个皮质箱子，小巧地能被她一手提起来。

她并不觉得有多寒冷，异国他乡的冬夜，她在以往度过了很多次，唯一不同的是，她腹中有一个小小的生命，而她身边没有人。

在费城的八个足月后，女人在产房里诞下一个男婴，母子平安。

一瞬间喧嚣仿佛在远离，就在方才她极大的疼痛中，她耳边像是搁置了一个回声器，费城里特有的微微带着英式口音的英语像串珠一样在她耳边炸开，接着便是无休止的回荡，空灵的像教堂里的唱诗班，让她似是看见那个清贵冷淡的墨绿军装男子，眼角慢慢漾开一圈圈水般的凉薄，嘴角就这样微微弯了弯，却让眼底并不明显的卧蚕一下子明晰起来。

她的手脱了力，却仍屈了起来，一个扭曲的形状，抓向空中。淡淡的空气从她的指甲缝里流过，就这样凉凉的穿过她的鼻息，瞳孔猛缩，她忽地软塌了身子。

她最终还是忍不住，唤了那人。温婉的声音，却生平第一次和了水一般，柔糯软绵，慢慢游走在血腥浓重的产房里，刺得她心疼得慌。

而那个她拼死生下的孩子，就是我。

十二年来我一直在想，我的母亲为什么拼死生下了我，却又对我不闻不问。

没错，不闻不问。

照顾我衣食住行的，是个中国老女人，她从中国逃难来的，却在途中丧失了自己唯一的儿子。她的生活开始灰败，她认为自己已经没有意义存活于世。

在她将要饿死的那个深秋，我的母亲看见了她，将她救了回来，将我扔了过去。

在我的认知里，我的母亲给了我生命，而老女人却照顾着我。

在我三岁的时候，我隐约的懂了，我同周围的人是有区别的，他们和谐的如同一个圆盘里相契的拼图，连外表都是如此，一个牛奶雪糕样的白，一个煤炭样的黑，当然也有不少的调色盘，棕色我也见得多，但我始终未曾见过，同我这般年纪的黄皮肤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当老女人牵着我的手进了满墙壁都贴着三字经的屋子启蒙时，她这样给我说道。如果年轻的温莎太太愿意来我们家做客，她一定惊讶于这满屋子的毛笔字。毕竟在外国用中国方式教养一个小孩，是很奇怪的。

我将我的疑惑传递给了老女人，我很奇怪为什么我是中国人，却不能回中国。

她只是躬着微驼的肩背，头上飘下几缕年老的银丝，拍拍我的脑袋不再说话。她睿智的眼一直停留在我的脑海里，饱含着人生的哲思，可惜我却没能堪破，这些只是我长大后回忆起来的扼腕事件。

然而年少聪慧的我还偷偷的发现有一点我们完全不一样，每个人的家里都有一位看似壮硕的男人，他们或高或矮，或肥或瘦，却一直都是精神高昂，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与激情，他们是家里精神的寄托。

但我的家里没有这样的男人，只有弱小的我，年迈的老女人，和那每日坐在二楼小阳台摇椅上的母亲。

我沉思了许久，而后慢慢悟了，约莫这就是我五年来记忆里空白的那个父亲。

我揣着疑问，蹬蹬的上了楼，摇了摇母亲放在摇椅上的手，清清脆脆的问着我的父亲。

母亲抬眼看着我，让我一下子吞回了之前想说的话。就像是夏天里偷吃的雪糕，我贪凉吞下一大口，初时觉得凉意拂面甚好，而后却是大口的滑腻困在喉咙里，慢慢待雪糕顺着喉管滑下，也浇灭了我的热气。

我似是醍醐灌顶，清明自来。

如今我十二岁，早已修完课程，进入纽约的中学学习。像是动物的反刍，我慢慢的回忆起了当时的感觉。

我完全可以继续追问下去，可是我并没有。

因为，我看见了母亲眼底的祈求。

那是一种被堕入地狱的亡徒呼唤真主的双手一般的祈求，可望不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