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的人都在惧怕将来会生活在怎样的创伤中，而畸形人与生俱来就带着创伤，他们已经通过了生命的考验，他们是神。——戴安·阿勃丝
这样的不幸深深吸引了戴安·阿勃丝的关注。在她看来，他们就像神话故事里的人物，阻挡在你的面前，逼你回答一个生活的谜题。
戴安·阿勃丝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纽约中产阶级家庭。自幼成长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中的她，没有经历过多少磨难，却时常被一种不真实感所困扰。在经历了与爱人的相遇、相知和相爱后，她选择结婚、生子。分娩时，为了清醒地体验生育过程，她拒绝使用麻药。拥有属于自己的完整家庭后，她也离开了那个富裕的上流社会。她开始了与丈夫以时装为主题的合作摄影，过着并不从容的生活。
在商业摄影的黄金时代，阿勃丝获得了时装摄影的成功。然而，一直渴望表现熟悉事物的不可思议面和不可思议之物的熟悉面的她，自然不满足于服装拍摄之路。她试图挑衅常规，因为对她而言，照片的主题永远要比照片本身更为重要和复杂。
35岁时，她毅然告别了服装摄影，成为著名纪实派摄影师莉赛特·莫德尔的学生。莫德尔鼓励她拍摄自己感兴趣、有热情的东西，告诫她：“如果你不去拍那些你不得不拍的东西，你就永远不会拍照。”
在老师的指导和心灵的刺激下，阿勃丝找到了自己想要拍摄的题材——邪恶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是怪物。她想要从每个人身上找到怪诞的角度，用镜头诠释变态的倾向，展现丑陋、粗俗的一面。她看似每天与恐惧生活在一起，却丝毫不曾害怕。
她穿梭于纽约的大街小巷，寻找她觉得古怪的人，追踪他们的日常。裸体主义者、变性人、畸形人、流浪汉、智障患者、贫民窟早熟的孩子们都成为她镜头下的宠儿。
曾生活在纽约上流社会的她，不断打破家族禁忌，深入走进底层社会，出现在妓院、变性人旅馆，奴役屋等非主流的场所。在一个极其黑暗的世界，她满怀对苦难者的崇拜。
为了拍摄一名犹太巨人，她可以付出十年心血；为了拍摄变性人，她主动参加他们的舞会，和他们一起约会进餐；为了拍摄裸体营，她赤裸着身体加入他们。
阿勃丝选择拍摄的这些人物，等待他们的通常是异样的目光或是无比的淡漠，阿勃丝却予以他们前所未有的镜头关注。她说，“我认为我之所以拍照片，是因为如果我不拍这些东西，人们就会视而不见。”
她不偷拍、抓拍，她的每一镜头都是光明正大的拍摄。她拍摄的人物大多是正面的头像特写，是被拍摄人在完全知晓的情况下与摄影师的一次合作。在这一过程中双方自由沟通。
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度与立场，阿勃丝才能与被拍摄对象建立良好的、非比寻常的关系，才能拍摄到自己真正想拍摄的东西。她带给被拍摄者的不仅仅是视觉表达，更多的是情感的倾注和哲学性的思考。
除了正常社会所谓的畸形人外，阿勃丝的镜头下也有正常人的非常态性，像双胞胎、三胞胎等。她努力打破束缚的边框，将人们引入被拍摄主体的世界，唤醒人们对于正常与不正常边界的重新定义。
阿勃丝对于主流与边缘的摄影探索，是对公平与道德的审视。她的不回避注定将激怒故意掩饰阴暗现实的人们。1965年，她的三张照片第一次在纽约现代美术馆展出。面对这些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见却不愿相遇的主题，观众难以接受她的表现方式，她的作品被形容为肮脏且不道德。每天都有不少观众往上面吐口水，以至于管理员每天清早都要擦拭这些照片。
阿勃丝一再挑战世人的视觉歧视。纵使观众不悦，照片依然直接刺激他们的神经，他们不免意识到人类的脆弱。那一张张凝住的面孔背后潜藏着不同的内心独白，诉说着命运的悲剧。正常的异常，异常的正常，不仅滋养了阿勃丝的艺术，更应该激活我们每个人的心灵。
长期行走在黑暗底层的她，认为“你无法脱离自己的皮肤，而进人其他人的身躯；别人的悲剧永远不可能成为你的”。或许正是这种难以摆脱的理想与现实的困惑，让她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1971年7月26日，始终执着于自己的信仰的阿勃丝，选择了自杀。她躺在浴缸里，用刀片割腕，血染红了清水，也染红了她自己。
“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个人，基本上只注意到他的缺陷。这种倾向是很怪异的，然而由于我们不满自己的这种天性，就创造了另外一套伪装。我们伪装起来，向世界发出讯号，让别人能以一种特定方式来了解自己。但是在你希望人们了解的你，和你让别人看到的形象之间是有差距的，这就是我一直称之为意图与效果的裂缝。人常常要装出一个正常的样子让别人了解，而别人却往往看到你不正常的一面。”
她的每一次拍摄都像是用尽余生的交谈。也许在数十载的追寻中，她尚未解开那道人生谜题，但她留下的每一幅作品将用一种艺术美的形式引导人们思索现实生活中的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