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撰稿人 凌越 （广州，iamlingyue@yahoo.com.cn）
在《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的开篇部分，美国法国史专家罗伯特·达恩顿即亮出自己研究启蒙运动的基本方法论，一种有别于惯常的从正面的几位主要的启蒙思想家的视角观察整个运动，而是别开生面地从自己所掌握的珍贵史料中潜入启蒙运动的底层，从那里去呈现启蒙运动中那些活生生的画面和细节。因为“对于18世纪精神史的鸟瞰，已经得到经常和完备的描述，因此，开辟出新的方向，深入启蒙运动的底层，甚至是潜入其地下社会”或许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对于完整而准确地呈现历史真相而言。视角从鸟瞰的转变为近距离地审视，必然将扭转我们对于事物的刻板印象，而通过把事物置于陌生的光线下，一系列原生态的历史草图也就比一个庞大但细节模糊的全景图更能有效地描述这个世界。
这个立意求新的主意尽管让人眼前一亮，但是人们通过何种媒介潜入历史的底层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了。而这把向下的梯子对于达恩顿来说，就是保存于瑞士纳沙泰尔市立图书馆的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文件。该印刷公司是启蒙运动时期在法国边界附近出现的众多出版社中的一个，这些出版社是为了供应法国所需要的盗版和违禁书籍而出现的。这些文件包含着关于18世纪出版社生存状况的最丰富的信息，在书的前言中，达恩顿道出了阅读这些之前尚无人问津的档案材料的感受：“这是一种特别的感觉，它们是否出自巴黎的阁楼，一个年轻的作者在那里奋笔涂鸦，他的眼界悠游于文坛和一楼房东太太的威胁之间？他们是否会令人想起偏远山区的造纸者的辛劳，在诅咒着天气毁掉了他们的身体，邮差送错了信件？······这些文件可以带你进入一家印刷所，在那里，工人在印刷机前弯腰弓背地劳作；或者带你到柜台前，那里摆放着煽动性的书籍；或者是巡回的路线，商人沿着它们在马背上传播启蒙运动。”
经过仔细阅读，达恩顿决定参考法国的补充材料——警方、巴士底狱以及书商行会的档案，着手研究18世纪法国书籍的写作、印刷和流通，而其深层动机则是在于考察它们对于启蒙运动究竟起到怎样的作用。《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是这一庞大的写作计划《秘密文学作品大全》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部《启蒙运动的生意》是讲述狄德罗《百科全书》的出版史，第二部《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关注18世纪法国地下图书市场里热销的书籍本身——书的鉴定、书的扩散以及书的文本，第三部《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则是对普遍性的图书出版与销售的研究。事实上，《启蒙运动的生意》对于达恩顿关注的最重要主题——启蒙运动究竟有多深入地渗透进法国社会——有更为切实地回应。《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由于将重点放于禁书的内容(这本书也刚刚由华东师范大学出了中文版，书的第四部分“‘哲学书’简编”就是节选了三部当时最走红的禁书《开放的特丽莎》、《2440年：一个梦想，假如梦想不虚》、《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引起读者的好奇心自是不在话下。《旧制度时代的地下文学》虽然也有一个颇具魅惑感的书名，但是它对于当时整个书籍市场的辨析和描述却时时透出严谨的学术色彩。
因为是一系列的“原生态草图”，所以《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各章节间，缺乏纵向的一致的逻辑链条，由于受到所掌握材料的限制，它们更像是一个个在同一个层面上展开的历史横切面。第一章“高贵的启蒙，卑下的文学”立刻将启蒙运动带入尘世（而非教科书作者所描述的那种纯净的舆论氛围），从18世纪作者的视角审视它，因为这些梦想着功名和金钱的狂热的作者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想要填饱肚子，养家糊口，出人头地。达恩顿以如今并不算很有名的启蒙运动全盛期的哲学家絮亚尔为例，描画了那些掌握特权处于上流社会靠年金养肥自己的学术精英们，他们业已爬到社会的顶层，享受着每年一万或者两万里弗尔（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收入，以及旧制度最后的时光里的所有快乐。但另一方面大量散布在格拉布街上的作者却陷入文学无产者的状态中，这些被伏尔泰称为“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的文学贱民”哪怕稍具才具就梦想着成为哲学家，他们从外省涌入巴黎，他们自己无力从事任何有益的工作，他们靠写诗和梦想生活，死于穷困潦倒。小克雷比永，一个巴黎警方的书籍审查官员，据说每年给四万到五万本诗歌小册子签发警方许可证。但是其中绝大多数作者根本没有出路，因为绝大多数的机会都被旧制度中无处不在的特权阶层剥夺了，他们陷入穷困之中，并非因为他们的早期作品比较激进，而是因为以垄断为特征的旧制度阻止他们进入市场。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蜗居在阁楼上的文人仇恨旧制度的激情被点燃，恰恰是他们构成大革命的生力军，在他们的激情中裹挟着启蒙思想的碎片和个人欲望的洪流，伴随着革命一代新的精英被创造出来，而他们在穷困潦倒时炮制的大量小册子，则为他们日后在国民大会上滔滔不绝的发言拟好了底稿。
第二章《格拉布街的密探》挑选出格拉布街上狂热小册子作者之一的雅克-皮埃尔·布里索作为研究个案。布里索是大革命时期吉伦特派的领袖之一，自1779年8月31日以来，他一直与纳沙泰尔印刷公司通信，这些信件记录了布里索转变为一个小册子作者的过程。布里索最初的信件激荡着年轻人的热情，立志要使自己成为一名哲学家，但到1784年他的热情消弭于沉重的财务负担之下。书中全文引用了布里索1784年10月22日寄给纳沙泰尔公司的一封信，以下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我正采取步骤使我的《法律哲学藏书》在法国获得许可，并且很肯定我能够得到这一恩惠。为此，请立即通过贝桑松的驿站马车寄两套已装订的第六卷到第九卷给巴黎警察总监勒努瓦先生，以及第十卷，如果已经付印的话。
它表明，布里索能够从警方的手里把之前被扣押的书籍弄出来，而且很可能是通过巴黎警察总监勒努瓦的关系。在达恩顿看来，这封信大致可以解决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即布里索有没有做过旧制度时期警方的密探，并从中获利。随着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派和吉伦特派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对于布里索充当过警方密探的指控一直没有中断过，当然，布里索的反驳也总是底气十足，充满了英雄式的悲壮色彩。他不断地要求指控者拿出证据，因为他知道，关于他的警方记录已经因为巴士底狱的陷落而消失了，他的密友曼努埃尔（大革命后接管警方部门）将记录交给了他，“同时告诉我，没有任何关于我的东西应该留在警察的牛粪堆里”。达恩顿通过收集到的各种资料，而且对这些资料本身都有缜密的合乎逻辑的分析，基本将布里索充当过警方密探的指控坐实，但是达恩顿的目的似乎又不仅仅在于吸引眼球的揭秘报告，而是从深层心理来观察这些革命者进行革命的隐蔽动机，无论如何，是旧制度本身培养了它自己的掘墓人，因为其阴暗的统治也培养了那些不计后果的阴暗的反抗者：“密探活动败坏了他，在败坏他的过程中，证实了他对旧制度的仇恨。他肯定唾骂过那些控制这个体制的人，他们先是妨害了他获取荣誉的努力，接着，又把他变成了密探，以此来羞辱他。”
第三章《逃亡中的小册子作者》的主角叫着勒塞纳，如果不是因为他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1780-1784）和纳沙泰尔公司频繁往来的生意信件，如果不是达恩顿以这些信件为原材料撰写学术著作，他将完全消失于历史的茫茫黑夜中。勒塞纳只是那个时代一个极为普通的雇佣文人，他们怀揣着梦想和自己苦心撰写出来的各种异端小册子，四处寻找出名和赚钱的机会，但是最终作为个体的他们都彻底泯灭了。但是达恩顿指出，也许正是这些雇佣文人完成了将启蒙观念通过哲学家的思考而传递到读者手中的过程。勒塞纳们汇编、浓缩、推广和兜售启蒙运动，犹如他的生命取决于它——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启蒙运动就是他赖以糊口的食粮。根据纳沙泰尔公司保存的信件，勒塞纳是由另一位著名的学者达朗贝尔推荐给纳沙泰尔公司的，此后勒塞纳每周至少写一封信给纳沙泰尔公司，不断地给他们提供各种出版书籍和杂志的建议。同时，他在信中还不忘将自己打扮成正直的文人共和国的公民，他和他的合作者在给纳沙泰尔公司的信中担保彼此的美德，但是很快他们就因为战利品而分裂，并在随后给纳沙泰尔公司的信中诋毁彼此的道德。如果有更多的才干。金钱和运气，勒塞纳有可能成为一个受尊敬的哲学家神甫，但“我们被受诅咒的环境驱使，驱使得非常残酷”，他堕落为一个逃犯和弃儿，在萧杀的冬天步履蹒跚地奔波在乡间，靠施舍过活，化名东躲西藏，以逃避密札的追捕。就勒塞纳而言，他是否在大革命中起过作用现在不得而知，因为他在1784年失踪了，但是这个籍籍无名的狂热小册子作者仍旧具有代表性，他在信中流露出的狂躁气质和隐藏的愤恨情绪恰好解释了大革命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那是对一个腐败已经渗入每一个人内心的制度深深的本能的仇恨。
第四章《外省的地下书商》和第五章《边境对面的印刷所》主要介绍纳沙泰尔公司的运作情况，因为缺少富有戏剧性的中心人物，也就没有前两章那么吸引人，但是这两章对于那个时代文化氛围的形成以及图书交易的细节，仍然有清晰细致地交代。第六章《阅读、写作和出版》显然是总结性章节，达恩顿试图将被离奇的历史人物和揭秘性的历史文件引开的注意力，转回到他撰写这本书的中心议题上，即旧制度下的文学文化是什么性质？在18世纪，谁生产书籍？谁阅读？他们是什么人？并以此为基础去尝试理解启蒙运动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全书的结尾部分非常有力，并起到点睛之用：“这是怎样的情形啊！一个将其最先进的哲学与其最低劣的色情作品相提并论的政权，是一个自我削弱的政权，一个自己制造地下社会的政权，一个鼓励哲学堕落为毁谤作品的政权。”
作为一部历史著作，在方法论上《旧制度时期的地下文学》显然受到了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在年鉴学派看来，来源于叙述的资料（所谓的正史）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编年的框架，他们更看重那些当时的目击者无意识记下的证据，因为这类史料更为可靠，尽管仍然要对这些史料进行辨析。达恩顿所采用的纳沙泰尔公司的档案材料正是无意识留下来的材料，它们在达恩顿缜密的分析下，呈现出极为新活生动的历史画卷，让我们对启蒙运动的历史有了另一层富于质感的了解，而不是仅仅纠缠在几个正确的观念和事件之中。在有关对历史采取“评判”还是“理解”的研究态度上，达恩顿显然也是站在年鉴学派所倡导的“理解”这一立场上，通过所掌握的材料，达恩顿了解了布里索、勒塞纳们有违道德的秘密，但是达恩顿并不急于给出道德评判，而是强调“基于新的资料来源，重新审视布里索的生涯，会给他的传统形象增添一些阴影和鲜活色彩。这样做，不是为了揭露回忆录（布里索自己的回忆录）背后赤裸裸的个人，而是为了理解大革命的形成，理解那个他被视为典型的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