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讨厌的日本(短篇小说)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爸爸。”

我问道。我父亲就在我面前,穿着手术服,十分钟后他要指导一个手术。这一天是一九八八年三月九日,我永远忘不了。

“是的,他们说的对。你是日本人,你父亲叫三浦浩二,妈妈叫山本洋子,你叫三浦美智子―――我得做手术,回头再说吧。”

我傻在医院的走廊里,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前天单位党委找过我,问及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到后来我才明白,在中日建交不久,很多寻亲的日本人向日本驻华使馆提出申请,寻找当年因种种原因留在中国的日本人。我父亲是目标人物。我否认了,毫不犹豫。尽管一九八八年中国已经相对开放了,我参加工作也十年了,这些事儿还是叫人噤若寒蝉。

“现在改革开放了,中国和日本是友好国家,你不必有顾虑。”侨联的人说。他们热心这种事儿,建立海外关系,招商引资。

下午我十五岁的女儿跑来找我,像我问我父亲一样地质询我,学校的人找她问了同样的问题。我父亲是医院学术“传帮带”小组的专家,住在医院里,忙得不可开交。

真是日本人的现状把我吓坏了,茫然不知所措。我在街上漫无目的走着。路过我丈夫的工厂时我在门外沾了一会儿,那种紧张迷茫,叫我举足无措。下班后赶回家做饭时,我宛如机器人,毫无表情。我丈夫浑然不知,像往常一样进门脱衣服、换鞋,扯着嗓门说他们车间发生的趣事儿。往常我会符合,女人们对家长里短总有些情趣。昨天我们对他徒弟辞职开饭店进行了抨击,断定丢掉“铁饭碗”是个错误决定。今天他又唠叨这事儿,我已经没心情听了。自己的问题快把我压垮了。

“哦,做了这么些?有客人?”他抓了块猪头肉丢进嘴里。往常我会阻止,叫他换过鞋洗手,再动吃的,现在我什么也没说。我丈夫徐向东是个高大的男人,喜欢打篮球,年轻时算得上帅气。

“向东。……”我说,想告诉他真像。

“怎么了?说呀?”

我欲言又止。

“向东,假如你突然发现你老婆是日本人会怎么样?”

他看着我,把这当成了玩笑,说道:“那可热闹了,我都知道我那些同事会说什么,一准会问我和日本娘们儿睡了这么些年竟然不知道。”

他被自己的话逗笑了。工人阶级有很粗俗的一面,和向东结婚这些年我已经适应,但今晚上格外刺耳。看出我不爱搭理他。他圆场地说道:“谁要来?”

“没有,爸爸要回来吃饭。”

“哦,不错,喝两杯。”

我女儿徐雨南回来了,每天回来都喊饿,今天没动静。我担心孩子。“雨南?”我喊了她,准备先叫她吃点儿什么。有鸡、有猪头肉,我们不是每天吃这些东西。雨南来了,站在厨房门口,手没动,也没说话。

她的一个同学妈妈在侨联,说了我们家的事儿,她儿子到班上把这当成新闻了。

“我告老师了,但还是很生气。”

想到那个词儿:日本鬼子。

我说道:“同学欺负你了?”同时很诧异,我没承认我们是日本人。

女儿挑衅地反问我道:“为什么?为什么要欺负我?”

“叫你日本鬼子。”

“没有,现在有海外关系是荣耀的事儿。”她口气不无讥讽。

我没吃惊。要是给中国人“向钱看”划定开始的年代,八八年很合适,万元户正在成为英雄,虽然很多人观念上对钱的忧虑因为政治缘故还没那么亲近。

“那你为什么还不高兴?既然没有人欺负你?”

“说不上来。”

我叫她把菜端出去摆好,等姥爷来吃饭。

七点,我父亲来了,拿了酒,是茅台。徐向东有些吃惊,说道:“喝这么好的酒,爸?太奢侈了!”

明天向东一准会和同事吹嘘喝了老丈人的茅台酒。

席间,爸爸说了我们真实的国籍。

“我是日本人……”我,三浦美智子,雨南是一半日本血统。我猜到了,还是再次感到不安。雨南哭了,眼泪悄然落下。我担心这会叫爸爸难过,得知我们是日本人会是件痛苦的事儿对爸爸太不公平了。最吃惊要数向东了,他脸给酒刺激的通红,眼睛大睁着,好像生病了。

这件事儿在我们家成了一个很艰难的问题:需要接受和认识。三浦美智子,这样一个名字冠在我头上有种莫名其妙之感。而对一个日本名字雨南表示了抗议:“我不要,我爸爸是中国人!”

幸好我父亲不在。向东开始的几天话变得少了,时常看着我不说话。我心里乱糟糟的,不知道说什么。那些天眷恋和忧伤交替出现:我正在失去什么,却不知道怎么办。父亲依然在医院忙碌,那几天大手术多,他回不来,住在医院宿舍里,病人有情况便于救治。我不希望别人知道家里现在的变化,向过去一样的上班、下班,过每天的日子。周末,我父亲回来,带了一叠书,都是日语学习方面的。他说道:“呵,没事儿时,你们都得学学日语了。”

看着那些书,气氛显得很默然。

“我这样的年纪,怕学不会了。中国话都说不好。”向东说。

他傻笑着,我看出他不想叫我父亲难过。他自己没这么轻快。昨晚上他闷了很久,问了我一句话:“咱们,会去日本吗?”

我说恐怕得回去看看。我抬头去看他,在他眸子里有些东西盈动。我猜他在担心我们的关系。啊,我真得和他谈谈,只是我没想好,觉得他没理由担心。

转天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问及他有没有去日本的想法。

“哦,得回去了,我父亲不再了,但还有两个叔叔,都上了年纪,要是不回去,这辈子就见不到了。另外,日本的发展很好,雨南在日本读书,会有好处的。”

晚上我问了雨南,她很干脆说道:“去玩玩儿可以,我不要去日本读书。”

去日本像一个升级,把问题变得更复杂了。时不时地我开始考虑父亲说的那些事儿,担心组织上会不会找我谈话。我父亲是东京医学院的学生,1944年冬天被征兵到中国来的,在板田联队做医务官。父亲说他们没和中国军队打过几仗,八路军更没交火。1945年日本战败时父亲治安宾县的一个要塞。我妈妈叫山本洋子,是县城日本医院的护士。因为国民党和八路军争夺日军的受降,发生了激烈的战事,他们们逃亡了,隐姓埋名,我父亲汉语极佳。三年后我出生了,妈妈死于感染,搞不到抗生素。

我本不希望别人知道什么,保密却不容易。护照申请一申报,没秘密可言了。派出所和护照部门的警察到涉及我们的地方进行调查,侨联的人闻风而动,给我们做登记。

我开始成为车间和厂里的焦点人物。大家奔走相告,为身边的我竟然是个日本人而吃惊。在他们看来日本女人是娇小、温婉的,我好像不是这样:个子太高,性格也没那么柔和。关系近的姐妹开始祝贺我面临的一切:富有,高人一等,优越的生活。这样的观点在当时不是主流,但已经开始涌动。我告诉我的小姐妹小高,不想去日本时,她一本正经地说道:“怎么能不回去?那是你的祖国啊!”

太震人了。我的祖国,从小到大我一直为一个祖国奋斗,现在却是日本人了。

这意识叫我差不点儿哭了。我叹息不已,从没想过这变故中有那么多沉重的东西。对我们悄然中准备的一切:日语、护照,徐向东问道:“咱们是去探亲,还是定居?”

我不知道,不愿意多想。定居的概率更大,父亲回去恐怕不会再返回来了。到是雨南上学的事儿我没考虑好。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年来我在学习中所知道的资本主义是腐朽和堕落的,要日本是这样的,我恐怕不会叫雨南在那儿接受教育。我对日本是怀疑的。

晚上我没睡好,回忆和向东认识到结婚的过程。

第二天上班书记找我,把入党申请书还给我。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去年才交了申请。这个事儿我父亲不是那么赞同,过去我不理解父亲,现在知道为什么,他担心身世会暴露。入党要进行相关的社会关系调查。此刻我脸通红,像个叛徒。小组长说党员不能获得签证,加上我的日本血统,入党变得不好办理了。

手续用了半年时间才办好。这段时间我开始逐渐叫自己去接受将要面对的一切。或许是血缘关系,我日语学得很快,雨南也可以,向东是不行,干脆不学了。

转过年的初春,我们到日本去了。父亲的叔叔和兄弟眼下都住在东京。叔叔们基本都是医生。他们为我们准备好一套公寓,院子里种了从京都老家带来的樱花树,我们到达日本时,这些樱花树正盛开着,漂亮极了。

在东京住了没有几天,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就开始颠覆了。和课本上学来的不一样,眼下的日本非常富足,生活上什么都有,科技发达。日本人很谦和,左邻右舍得知当年的三浦浩二回来了,很多还在世的老人都给家人搀扶着到府上来看望。老人们回忆起过去的事儿,会泪流满面。几天后,我们去了京都的老家祭祖。京都实在太美了,到处是樱花,街道上干干净净。无论认识不认识,大家都很客气。我父亲还有一件事儿:打听我妈妈山本洋子的家。通过派出所的协助,很快就找到了山本家。洋子妈妈的母亲已经九十了,身体还说得过去。得知是山本洋子的丈夫和女儿、外孙来了,激动地直哭。我父亲给她跪下了,对没有照顾好洋子感到歉意和自责。

“浩二君不自责什么,那是战争啊……

快半个世纪了,这么大的年纪还能见到女儿的后人,太叫人激动了。大家哭成了一团。

二十天后,我知道,无法回国了,爸爸和妈妈的母亲都上年纪了,他们希望我们一家就在日本住下。唯一宽慰的是雨南喜欢上了日本,用她的话说,太漂亮了。

最难为的人是向东,自从来日本他就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一句日本话听不懂,没法交流。我和雨南要好些,但也听得磕磕绊绊,没法给向东翻译。他唯一喜欢的是日本的伙食和清酒,每天都喝不少,看电视睡觉。雨南联系了东京的一家中学,邻居家的女孩和她一个班,解决了雨南去新学校的困扰。八九十年代,几乎所有的日本人对中国人都格外友好。战争结束,愧疚也好,满洲情结也好,叫日本人对中国人有种特殊的情怀。

父亲到叔叔的医院去上班了,他的医术在日本也没问题。最困难的是向东,整天无所事事,叫他开始烦躁。但他的日语一直没有进展,几乎是学不进去。除了和我说话外,他就像个哑巴。

有天雨南告诉了我见事儿。“妈,爸爸问,要是他回国,我跟不跟她回去。”

我有些茫然。“你想回去吗?”

“我想留在日本,但爸爸一个人回去的话―――”雨南没说下去,意思已经流露出来了:太可怜了。

我得和向东谈谈了。那个下午我们在院子里喝茶。气氛沉闷不已。我对现在的一切表示了道歉。我说道:“但是你也看见了,现在我实在无法回去呵。雨南的姥姥离不开我,爸爸一个人在这儿也不行。所以―――”

“那么,能不能找个适合我的工作?”向东说。

得试试看,向东不会日本话,身份也没批复下来,很多地方无法聘用他。向东说道:“我看你们家在日本人脉挺广的,找找‘路子’。”

我和爸爸、叔叔都说了。向东的事情现在迫在眉睫。最终到是有个工作,即便日语不好也能对付,去北海道伐木。干这个的大都是日本的新移民,有各个国家的人,越南的、土耳其和中东的人。我父亲叫向东自己决定,他可以选择留在家里,经济上没有困难,不需要他挣钱,但要是因为寂寞,他可以去那儿干干看。

一个以男人为重的国家,整天闲在家里不那么舒服,向东决定去北海道。我为向东准备了行李,宽裕的钱。

“注意安全,干不了就不干。每天打电话回来。”我嘱咐他。

我父亲拿到了我爷爷临终时分给我父亲的那份遗产,数目很庞大,爷爷是三菱的股东。

冬天来临前,我跟雨南说好去北海道看望父亲,但这时向东却回东京了。他看上瘦了不少,气色不佳,骂日本鬼子是混蛋,太剥削人了。

“究竟怎么了?”我问。

活太累,时间太长。

“那就不干了。”我说。向东已经有了别的打算:他回中国去。“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你放心。想自己干点儿什么,要是方便,我想带些钱。”

我希望向东能振作起来。

春节前向东回国了。过了春节,转眼五一了。我打电话叫向东到日本来过春天,一家人团聚下。

向东的声调很昂扬:“我看看,生意很忙!……”

五一他没回来。我有种预感,和向东的婚姻要出现问题了。直到现在我从没想过和徐向东离婚,我知道会有一个磨合期,从中国人变成日本人,或许像季节的更迭。为了学习日语,我开始看小说。从《伊豆的舞女》到《雪国》,字里行间的那种属于日本的美开始叫我变得多愁善感。甚至在行为举止上也多了些日本女性的温婉。在中国时重要开会、加班加点地讨论,谈论政治上的认识,现在那一切都遥不可及了。或许因为一切静下来了,我怀念一家三口人的生活。爸爸在医院经常不回来。有一点儿日本男人和中国男人没什么两样,都喜欢喝酒。东京的小酒馆比中国还多。

“工作一天,找个地方喝上一杯,真是舒服哇。”爸爸的两个弟弟都这么认为。除了家族聚会,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在家,至多是去看看洋子妈妈的母亲。哪儿有不少妈妈年轻时的照片,大多是学生照,看着这些照片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无论如何无法相信这个十八九岁的女孩是我母亲。

就在这时,有一天街对过的山田明美到家里来找我,说她要到美国去了,问我想不想把她的洗衣店盘下来。

“你在家里没有事儿,这店的生意也不错,由您来打理是最合适的了。价钱会很合适的,美智子!”

是洗大型衣服的那种洗衣店,我经常过去,年纪差不多,明美又是热心人,很快就熟悉了。

我动心了,这样的话,生活会规律。父亲不反对。“试试吧,不行再转出去好了。”跟明美学了一周后,我就接手了。有时候一个人忙不过来。看见我满头是汗,福冈老人建议我找两个学生。

“支出不多,可轻快不少,也帮助了那些孩子锻炼锻炼。”

倒也是的,有人照应,有事儿离开时也方便些。于是我去职业介绍所等了记。因为听说过我们家的事儿,介绍所的人说道:“哦,美智子小姐是从中国回来的吧?”

他们告诉我眼下从中国来日本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一个月后两个来自福建的女生到洗衣店来了。我给了尽量高的工资。住的不太远,一切都很方便。她们给我带来了关于中国的一些消息。最吃惊的是我从她们那儿得知了向东的消息。起因是她们偶然看见了徐向东的照片,惊讶地叫道:“美智子姐也是徐老师的崇拜者吗?”

到这时我才知道向东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回去后在单位青工会议上讲述了在日本的经历,很受欢迎。后来他被请出去做报告,大名鼎鼎了。

“是吗?”我说道。吃惊又有些伤感。这样的事情做为夫妻他没和我说过。也是的,攻击日本的话,怕不好和我说。雨南也知道了这事儿,是从一个中国留学生哪儿听说的。雨南拿到了一份向东的讲义。在向东的描述里我们一家是无情的资本家代表,家里有很多钱,却安排他到北海道去做苦工。雨南说:“爸爸怎么这么样说话?”

“或许是传言吧。”

我考虑回中国去看看,却没成行。东京一家律师事务所转来了日本驻华使馆的函件,向东提出要和我离婚。我和爸爸说了,他说道:“真是的,都是我的错。你自己决定吧。”

我签了字。雨南跟我,在中国的家产归向东。生活就这样一天天过去。雨南考上早稻田大学那年,我外婆去世了,我继承她的财产和房子。爸爸觉得我该考虑再成个家。日本男人有些不错的,可我还是觉得有不合适的地方,始终还是一个人过。洗衣房的生意很好,我添加了刷洗地毯的业务,雇工也增加了。忙忙碌碌的,日子过得挺充实。

父亲不在医院干了,回到家和联系上的先前的部队长官,叫藤田的少佐一起写本书,回忆他们在中国的经历。

有一天藤田到我们家,进门就说:“不对呀,外边好像有监视这儿的警察呢。”

我父亲很诧异:“警察?监视我们?”

“像是警察,穿着便于,有个家伙我见过。”藤田七十岁,身子骨还硬朗,脑袋好用。

他们这么一说,我想起些事儿来,这两天有个男人到洗衣房去过两次,不是本街的人,不像是顾客。店员和他们搭讪,对方显得很不礼貌,说没什么事儿,进来看看。藤田说道:“这些混蛋,他们要干什么?”

父亲和藤田出去看,已经没有人了。

这事儿没两天的中午,雨南中午跑回来了,脸色煞白,眼神不踏实,像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不好的预感使我心里怦怦直跳,问道:“怎么了?”

“爸爸去学校找过我。”雨南很突然地来了这么句话。

“爸爸?”我懵了。“你是说,你父亲?!”

“还有谁啊?当然是他。”

没有向东的消息很久了,传说他又结了婚,妻子年纪比她小很多。说来已经四年了,怎么突然到东京来了?这功夫雨南又说道:“他肯定出什么事儿了,很狼狈,向我要钱。”

我想到了警察。“知道出什么事儿了吗?”

雨南不知道。中午我跟外出回来的父亲说了。“他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爸爸出去找人打听,托了很多朋友,下午回来说没有确切的消息,委托了一家在中国开办办事处的朋友给打听一下。当天晚上消息来了。徐向东卷款外逃了,去了日本。这些年向东因为演讲成功,再次结婚了,后去搞房地产开发。因为和女秘书有染,被妻子举报。

“这样看警察监视就清楚了。”父亲有些叹息。

我心里有种莫名的紧张,无法相信发生的事情。徐向东一直是个老实八交的人,突然变成这样,心里感觉怪怪的。

和徐向东见面是一个月后,在东京的一个茶馆里。我险些没认出他来,整个人已经发福了。不久前他向日本政府递交了政治避难申请,由爸爸出面把他和那个女秘书保了出来。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有些欲哭无泪。徐向东欠身说:“给你添麻烦了!”

我本想问他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忽然又觉得没有意义,什么也没说。我私下问过爸爸给向东联系的律师,他这样的情况很难获得庇护。他是做为一个经济罪犯逃到日本的。从另一个角度说,日本政府不会因为向东而和中国发生冲突。“他要是去了美国,或许会有不同吧。”律师说。

“要是申请被驳回了会怎么样?”

“遣返。”

律师提醒我们要注意徐向东的行踪,一旦他跑了,会给我父亲带来麻烦。看着向东,我很担心这样的事儿发生。他眼睛里有种不安分的游移。我没问那个女人的事情,给了他一笔钱就离开了。岁月的间隔,很多话已经无法直白地说出来了。日本人的含蓄,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一个月后,气候变得暖和起来,从北海道吹来的风开始温暖。就在这时警察把我父亲带走了。雨南那时在放假,我们刚刚开始吃饭,警察就来了。在得知我们不能提供徐向东和那个中国女孩的下落后父亲被带走了。我紧张地了不得,父亲说道:“别担心,没事的。”

“准是爸爸跑了。”雨南说。

从律师那儿确定了雨南的话。向东的政治避难申请被驳回了,遣返被提上日程,但徐向东离开租住的旅馆,不知去向。靠家族力量,托了议员出面,爸爸被保释了。爸爸说:“向东的事情,我们恐怕帮不上什么忙了。”

我知道。雨南也没说话。

我希望日子没有被此影响,但还是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影响。和向东在一起的日子不时浮现出来,又遥远又懵懂。跟着没过几天,是我和向东结婚的日子。已经没意义了,不是每次都记得,这次却突然浮现在脑子,很不祥。一早上感觉都六神无主,说不上怎么回事儿。更不是为婚姻的事儿有什么难过,直到上午警察出现了,心里的慌乱才停下。我注视着他们,欲言又止。警察一告诉发生了什么事儿,我眼泪差点儿下来了。

警察说在大阪一家赌场外的河里发现一具尸体,怀疑是那个潜逃的中国籍男子徐向东,想请我辨认一下传真照片。我浑身冰凉,紧张地有些发抖。照片上的人浑身是伤口,被打得不成样子,是徐向东无疑。雨南被父亲的样子吓坏了,说道:“这是谁干的?混蛋!”

在大阪的那一带有很多移民经营的违法赌档,都是地下的,带有黑社会性质。警方分析徐向东是和赌档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儿。

“有确切的消息,会通知你们。打扰了。”

半个月后警视厅的人再次来了,我正在洗衣店里忙着。他们说徐向东的案件恐怕很难侦破,他是因为在赌档出老千被打死的。但是警方找不到证据。

“和他同来的女士目前下落不明。据中国方面转来的资料徐向东在中国境内没有什么直系亲属,所以我们希望他女儿能办理一下尸体领取手续。”

第二天我和爸爸、雨南办理手续后把尸体火化了。对于骨灰,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找个时间,送回中国去吧。”爸爸说。

秋天时,我、爸爸和雨南回到中国去了。无限的感慨揪着我的心,落地后走下飞机的一刻,泪水禁不住从我眼中夺眶而出。很多往事依稀浮现出来,父亲也感慨不已。雨似乎也在回忆一些东西。

我们在中国住了一个月,为向东买了墓地,又把原先的房子卖掉。中国变了,经济成了主要事务。我们离开的前一天,一个中年妇女找到了我们,她是徐向东带去日本女孩的母亲,恳求我们帮助寻找一下女儿的下落。

回到日本的第二年春天,父亲通过朋友打听到了那个女孩在东京银座一家夜总会做事儿。一个晚上父亲带上我一起去了。我看见并认出了那个女孩。我们到外头去等她演出结束去后台见了她。她并不友好。

“我猜你是徐向东的前妻吧?”

我点头。

“那他存在瑞士银行的钱你取出来了没有?至少得给我一半儿,知道吗?”

“我们没有取什么钱的。”我赶紧说。

“真的吗?”

“我们回去安葬向东,见到了你母亲,她希望我们能帮助她找找你―――你该和你妈妈联系下,她很思念你。”

“别告诉她我在哪儿、干什么―――我不会和她联系的。”

“她很挂念你,纯子小姐。”我说。纯子是她现在的名字。

“你说我妈妈?不会的,她坚强着呢。”

“难道就这么在日本浪荡一辈子吗?”我父亲有些生气。

纯子笑了,说道:“我知道您,告诉你我恨当年的日本鬼子,因为你们改变了中国的格局。但我喜欢日本。”

我懵懂地看着去准备演出的纯子,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我和父亲回去了。车坐上有本书,是父亲和他朋友合著的那本《中国回忆》,纯子说父亲也算大名鼎鼎,怕指的就是这个。

下车时,家里传来了雨南在唱一首日本流行歌曲:“我们都要死去,那又有什么关系,魂灵会在天堂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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