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年前，我开始念师范。每年放寒假，刚在琴陂下汽划子，心早已飞回了家。因为母亲早为我蒸好了几只红薯。
这时的红薯最好吃，糖分十足，入口即化。
“霜降不割禾，一日掉一箩。”搞集体时，霜降前后收割完晚稻，主要劳动是摘茶子、收红薯、准备种油菜。
从蛇形巷里到长江冲里是一大片旱土。湖头片的上铺队、盐铺队、下屋队、新屋队、寸背岭队都有一定的分额。各个生产队都用这片旱土种红薯。
红薯很烂贱。清明前后下薯种，端午节前后插薯秧，“双抢”前翻一次藤，接下来的就是等着割薯藤、收红薯了。
礼拜天，碰上生产队安排劳力去“土下”挖薯时，我也会加入其中。
收红薯也分成几个小组，男女老少搭配，分工明确。女同志负责割薯藤，男同志负责挖红薯，年老体弱者负责把红薯从根上摘下来并按大小分类。我们这些小屁孩则背着背篓拿着锄头跟在后面“倒红薯”——把土彻底翻一遍，捡拾大人漏掉的红薯。
收红薯既是体力活，也颇有诗意。几个女同志，一边收割薯藤，一边说着悄悄话；闲暇时，几个男同志一边抽着喇叭筒，一边谈论今年的收成；一些小孩子挂着用红薯叶做成的耳环手链，在薯土里你追我赶，嬉笑打闹；休息时，拣几只黄心薯到水沟里洗净，用树枝刨去表皮，脆脆地吃着……谁谁谁挖到一只几斤重的“薯王”时，大家都会赶去围观。谁谁谁挖到一个老鼠窝时，大家都会赶去围堵拦截，几只跟去凑热闹的狗狗也兴奋地刨着鼠洞狂叫。
红薯全身都是宝。
红薯叶、薯根是猪们的爱物。生产队按工分把红薯叶、薯根分到各家各户。加上自家收回来的，供过于求，父亲就会把它们挂在厅屋房梁上，待冬天取下来细细剁碎喂猪。
红薯是人类的宠儿。
在红薯利用方面，母亲算得上一个高手，真正做到了利益最大化。
红薯收回来，母亲会把它们分成几堆：薯种、红薯、白薯、小薯、烂薯。个儿大、无虫蛀的留着做薯种。红薯淀粉含量高用来磨粉，经过几次淘洗除杂后，请人加工成红薯粉皮。烂薯洗净喂猪。把小薯蒸熟后摆在炉膛边加工成特色小吃——“猫屎薯仔”。
白薯四吃：切成条或用刨成丝晒干加工成薯丝膏或薯丝。刨成薯片，经热水处理后，晒干成薯片；捞出薯片后，把煮过薯片的汤水熬制成薯糖，留着过年时打“冻米糖”用。刨成薯片，上油锅炸成薯片，出锅后撒上葱花。在几斤猪油要吃一年的日子里，精打细算的母亲，从没有这样奢侈过。最高大上的是将白薯加工成琥珀色的“黄腊薯皮”，那可是过年时的待客佳品。
小时候，小寒前后，看到母亲用竹篮洗好白薯，从楼上搬来“茶焙”“大盘箕”，我就知道家里将有大动作——焙“黄腊薯皮”。
母亲做的“黄腊薯皮”成色好，糖分足，软硬适中，老少咸宜，赛过现在超市里的红薯干。
“黄腊薯皮”好吃难做。难在工序复杂：洗薯、上甑、去皮、切块、上焙、翻面……难在火候的把握：蒸薯要用柴火，让薯慢慢熟透。烘焙要用炭火，让薯块慢慢收缩成形。翻面要及时，确保薯块受热均匀……
小时候，拜年走遍了湖头屋场。尝过各家各户的“黄腊薯皮”后，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母亲焙的“黄腊薯皮”在湖头屋场排头名。
现在过年回老家，还常听到邻居们夸母亲的杰作：羌糖、炒苞粟、黄腊薯皮。
我刚出生时，母亲病奶，完全没有奶水。哭得厉害时，大姐背着我到上屋里本家卢氏那里弄奶吃。平时，母亲靠嚼炒薯片来续着我那条小命。
上小学时，装上半袋薯丝几根薯丝膏，揣上几片带着白霜的生薯片几块“黄腊薯片”，仿佛就是人生大赢家。
来客人时，伴着客人吃上一小碗热腾腾红薯粉丝荷包蛋，唇齿生香。
大年三十，吃着那香喷喷的薯粉皮煮土鸡时，真想朗声唱一句：此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尝！
……
又到红薯飘香季，不见当年弄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