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起《诗经》小序的事来。
《国风》第一篇《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第二篇《葛覃》，“后妃之本也……化天下以妇道也。”第三篇《卷耳》，“后妃之志也……”
翻检毛诗序，有劝诫有讽刺，历历是道德文章。想象其人，定是个手叩戒尺、不苟言笑的老先生，稍稍有些面目可憎。到了朱熹的《诗集传》，解题就可爱得多。
例如耳熟能详的《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朱老夫子毫不客气，直剌剌评点：“此淫奔者之辞”。毛诗序则娓娓道来：“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讲了一大段《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
对于诗经主旨的解读就形成了一派学问。两千年来毛诗序端端正正刻在历代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里，竖着靶子。后来学者或尊之，或斥之。例如孔颖达正义、朱熹集传、方玉润《诗经原始》等。近世思想更加解放，从民间文学、民俗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对《诗经》进行了重新审视、客观解读。例如闻一多的《诗经》研究、当代流行的程俊英注本等。
无产阶级将《诗经》的解释权从士大夫阶层夺取回来。道学家眼中的“淫奔之诗”，不过是劳动人民朴素的爱情诗。爱情无罪，男女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利，不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像朱熹所说，“卫（风）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风）皆为女惑男之语。”男子追求女子用“悦”，女追男用“惑”。今天要有人敢这么说，一定被人骂得不敢出门。
新观念确立，旧观念往往显得一文不值。你方唱罢我登场，所以才有那么多学术史的热闹可看。今天的“回归文本”的解释学大兴，如何看待毛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诗教传统，成了新的问题。
事实上《诗经》在春秋战国的政治事务上有独特的作用。据学者统计，《左传》引《诗》180条，赋《诗》76条。诸侯朝聘天子、会盟宴饮、使臣交接之时，或评人论事，或讽喻劝谏，或言志自况，用以委婉应对，含蓄表意，微言相感，化除紧张。
例如文公三年，晋国担心曾对鲁文公无礼，提出改订之前的盟约。《左传》记载“公如晋，晋侯飨公，赋《菁菁者莪》。庄叔以公降拜，曰：‘小国受命于大国，敢不慎仪？君贶之以大礼，何乐如之？抑小国之乐，大国之惠也。’晋侯降，辞。登，成拜。公赋《假乐》。”
《小雅·菁菁者莪》首句“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描写女子与心仪君子相会之喜悦，晋侯借以表示与鲁文公相见的心情。鲁国作为小国，闻此自然降拜辞谢。晋侯亦降阶下拜，再表诚意。鲁公赋《大雅·假乐》， “假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本为颂扬周天子之诗，借以颂赞晋侯，表示对改订盟约的认可。
由于政治活动中的广泛运用，可以推测《诗经》在春秋时自然会是精英阶层必读书。西周时学在官府，孔子门徒三千，开创私学之风。孔子授徒尤其重视《诗经》：如《阳货》篇“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季氏》篇“不学诗，无以言。”《子路》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学习《诗经》，单熟记词句是不够的，还要能“言”，足以“授之以政”“使与四方”才行。由于这种高规格的实际应用的需要，《诗经》在当时已经不能简单地以爱情诗、劳动诗、民俗诗去理解。这需要学习者掌握每首诗的“政治寓意”，而且能够灵活选取合适的章节应对。
可见这些知识是从春秋时代就被普遍认同、学习的东西，也是孔子以《诗经》授徒的主要内容，也正是《诗经》小序的传承所本。这也侧面回应了毛诗序著者的公案。毛诗序的作者，一说为孔子门生子夏，一说是汉人卫宏。私以为不论是子夏还是卫宏，诗序反映的主旨都是有一定来历、一定传承的，并非某个人的一时一地的原创。
一个时代有一时之文学，自然一个时代也有一时之学术。毛诗序对《诗经》题旨的解释，尽管与后世的文本解读多有区别，但它记录的是《诗经》作为政治诗的历史。从学术史的意义上来说，从理解春秋战国历史来说，这一意义是不容否定的。
2016年2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