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巢》
发现这个鸟巢还是在去年的隆冬季节。
屋后有几株水杉，葱郁了大半年的叶子由青变绿再次第渐黄，直至满身锈迹斑斑仍然不肯飘落，它们也在恋家―—树吧！但终究敌不过深冬的一场风――像在滚开水中烫过的鸡毛――被硬生生地扯得四处飞扬。
然后，我就看到了鸟巢，在接近树梢的地方，摇晃。
大自然里有许许多多的秘密，都是被时光渐渐剥落了外衣，暴露在青天白日下。我无意打听它的秘密，更不想爬上高处去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甚至不愿意干扰鸟儿们的恬静。
来到这片小树林纯粹是因为大黄。
大黄是我家养的一条犬，它很在意它的巢（笼子）。除了时光给它梳理落下一些毛发外，整体看上去很洁净，没有一缕腥味。每次它要方便时，就有烦躁不安地表现。刚开始还轻声地哼哼唧唧，像婴儿想得宠的心理，后来可能是实在憋不住，便在笼子的“门口”跳进跳出，一根铁链被舞得哗啦啦直响，哼唧声演变成哭腔。
我只得牵着它去屋后方便。刚开始我走在前面，一进巷子它就发颠般挤到前方，猛跑，变成它拽着我了。到了小树林，这家伙却不着急了，这里闻闻，那里嗅嗅，寻找着合适的蹲坑。天冷啊，北风呼呼的。气得我恨不得买支大注射器插进它膀胱里，将里面的水份一下子抽光。
就在那个时候我看见鸟巢的。我仰着头看鸟巢时，风也就乘机顺着脖子朝肚皮上贴，似乎也想探究我内心的秘密。
其实我一直喜欢站在后屋的窗前，明晃晃的窗户隔风隔雨，阻隔不了那片小树林入镜，甚至阻隔不了噈噈的鸟鸣声，我常常听得如痴如醉。
最响最好听的要数鹁鸪鸟的：咕咕咕一咕，咕咕咕一咕。最后一个字咕字像没了力气叫不顺畅，拼命吼出来的一样，音拖得特别长，像它在地上蹦跳时，一翘一翘的尾巴。更有趣的是，这边叫完，远方就传来同样节奏的和鸣声，节奏感很强，如同一场隔空的喊话。
这声音熟悉，四五十年前就听过，一点也没有变味。儿时听到这个声音就觉得很神秘也好奇，因为看不到这是个什么鸟。有时顺着声音去寻找，总是一次次的让我失望。那时鸟多，画眉，白头翁，黄鹂，喜鹊，乌鸦的很常见。鸟巢也多，篱笆上，小树林里，甚至菜地的苎麻里都有。虽然没找到鸟，这个特别的声音却刻录在记忆深处。
前一阵子天好，我经常看到两只灰色的鹁鸪鸟，带着一只幼鸟就在离我的视线不足十米的空地上叼啄着什么，漂漂亮亮的，模样像鸽子，起飞的时候翅膀搅动着空气，发出“扑扑扑”地声音，它的羽毛比鸽子的颜色要深，还有少许的铁锈红，宝石蓝。跟在后面行动笨拙的幼鸟，要瘦小得多，也跟不上两只成年鸟的步子。它们便不时跳转过身子，那咕咕咕地声音就传进我的耳里。就像一对年轻的夫妻，引导一个孩童散步的温馨画面。
还有两天是下雨，冷飕飕的，潮湿的地上没见到它们活泼可爱的身姿，但那咕咕咕地声音还响在头顶上。顺着声音，我蹲下身子，头几乎要倾斜在窗台上才能看到鸟窝。但依旧没见到那熟悉的影子，却看到旁边的树梢上，有一个巢的雏形，像一栋新开工的建筑，在做基础的准备。围着树杆，貌似乱七八糟的枯枝互相紧咬死扣，像我家孙子在纸上的随意涂鸦。
它们一定是在为幼鸟建筑新家，这是天道，为孩子规划明天，为自己规划未来，这是动物的属性，肯定是。
我忽地就想到听了几十年的这个声音：咕咕咕一咕。五百年前可能就有，应该有，一定有。我莫名其妙就被它们感动起来。
在我的家乡，上了年纪的老人们称鸟窝叫鸟“窠”。也说那些没本事盖房子的人。混什么呢？到现在连个“窠”也没混到。听的人觉得比扇两个耳光子还难为情，地上若有洞都能钻进去。
没“窠”就是一粒水上的浮萍，就是一片地上翻滚的柳絮，就是一粒随风远逝的风信子。
在我外出打工四五年后的秋季，老屋不知是承受不了日月的重压还是风雨的推拉，竟然在某个夜色中轰然趴下。兄长在老宅基地上重建起了一栋三层小楼，我的程家墩之根忽地被一柄斧头硬生生地砍断，一下就变成了没窠的人。随后的日子像浮萍逐流，我选择沉默，也选择了拼搏，像鸟儿一样捡拾着枯枝毛发，终究有了属于自己的家，有了安放心灵的场所。倍觉欣慰的是在上海也有了立身之地，并且与鸟为邻。
现在鸟巢还在，两个离得很近，如同人类的邻居。每当我看到树上的鸟巢便不由得想想，小时候捣过多少鸟巢？捏碎过多少鸟蛋？弹弓又射杀过多少小鸟？不记得了吧？你不记得，鸟记得，鸟会对它们的后代有警告。所以它们的巢越筑越高，越藏越深；所以它们离村庄越来越远。
保护鸟巢，也是保护自己的家园。
《阿黄》
没想到八十五岁的母亲竟然养了一条犬，还给它取了个名字：黄黄。
说心里话，我一点也不喜欢。说它是宠物吧，没颜值；叫它是看家犬吧，又不够凶猛。去年国庆节回家，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眼睛瞄一下便觉得它像是一只吃了睡睡了吃，养得圆滚滚、肉嘟嘟的大黄猫。它来母亲家两年多了，声音还不曾改变，明明是雌性却整天吼着一副娘娘腔，如一个发育不良的黄毛丫头。
我记得母亲是不喜欢养猫狗的。住在老屋的时候，除了家里的鸡鸭，还有一种动物就是屋后那头一天到晚没吃饱过一样，紧一阵慢一阵长一声短一声吼得没完没了的黑猪。没养狗养猫。母亲说，人都快吃不饱了，养它们干嘛？饱一顿饿一餐嗷嗷叫着听听也是作孽。
唯一养过的一条狗还是读初中的哥哥偷偷抓回来的。他在门边靠墙的柴垛下，抽空了一个小洞，洞口用碎砖码了一个极小的院子。我家的屋檐就成了狗院的天棚。那是一只小花狗，黑白两色，像极了小熊猫。因为院子没出门，有着好奇心的小狗总是爱将它的两只前爪搭在砖头上，一对乌溜溜的眼睛好奇地盯着院外的世界，可惜它的后腿力气不够，怎么蹬也翻越不出“围墙”的阻隔。
有天母亲拽柴把，慌忙中碰落一块砖头，砸得花狗喔喔尖叫。母亲没理会，拣菜做饭忙得团围转。屋后猪的吼声还要大哩，还有我和弟弟叫饿的声音。母亲根本没有理会的闲心。直到哥哥放学归来，听到狗叫，来不及放下书包，埋下头翘起屁股去安慰，这才发现花狗的一条后腿断了。狗在叫，哥哥在流泪，他一边用树枝做夹板绑住那条断腿，一边满口咬定是母亲故意整伤花狗的，任凭母亲怎么解释也没用。不久花狗死了，哥哥气得一个多月没和母亲搭腔。
母亲不得不发誓，今后谁也不准抓狗，抓猫回来。在家里，母亲很强势，这底气来源于她的身体，力气。生产队里的人都叫她男子汉，两百来斤的担子压在肩上，也是快走如飞。所以她的话就是家里的圣旨。
在以后的几十年时光里，母亲和父亲不仅没养猫、狗，也没养猪，连同他们的孩子也去了异乡。相依为命的两个人从程家墩搬到村里的桑园场，又从桑园场搬回程家墩。从屋内到地头，一起进出，一起经历风风雨雨，一起经历春夏秋冬。虽然父亲是个一米八几、身材也不算瘦弱的汉子，但生活中，他什么事都让着母亲，也无微不至地体贴、关爱着母亲。他们没红过脸，更没争吵打骂过。他们最盼望的就同我们小时候最盼望的一样，就是过年，短短的几天，他们的笑声比那一年都多。直到二O一七年冬天，父亲去世，丢下母亲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里。
国庆假期的第二天我回到了程家墩，母亲在菜地里浇菜水。我进了锅屋里，拎出一把小木椅，出门。经过鸡舍，脚步声惊动了里面十几只低头啄食的老母鸡，它们“唰”地昂起头，闻到恐怖气息似的纷纷朝里面挤，挨到墙了，涌成一团。“叽叽喳喳”，瞪圆了眼睛。我径直走过。秋阳挂在西边天上，像要掉下来一样，依旧强烈的光泻下，枇杷树宽厚的叶子下面有块画笔画出的浓浓阴影。
我坐在影子里。
一抬头，发现“黄黄”也趴在鸡舍前的阴影里。鸡不怕它，得到庇护似的回到用网拦起来的前沿，“咯咯咯”地长鸣。“黄黄”也不睬它们，趴在地上，前脚后腿伸得笔直的，连尾巴也像一根短柴棒搭在屁股上一样；粽子似的脑袋搁在前腿上，两只大耳朵像两片飘过来的落叶，差点将眼睛也覆盖住了。这模样，让我想到猎户晾晒剥下的兽皮。
心想逗它玩玩。我卷圆了嘴唇，试试吹声口哨。有点沙哑的声音在有些透风的牙齿边顿了顿，但还是传过去了。“黄黄”两片落叶般的耳朵立刻像竖起的雷达，接收有声无形的电波信号；前腿“嗖”地支撑起来，上身斜斜的，像一枚随时可以发射出去的导弹。我再伸出手臂，手心朝天，四根手指朝怀里勾了几下。它没理我，竟然还趴了下去，仿佛对自己刚才过份的灵敏有些不满，“嗷嗷”了两声，又闭上了眼睛。
母亲刚好从菜地那边过来，手里拎着一篮子春色。她笑着说，甭着它身材小，不晓得有多精明呢！别人扔吃的，它都不闻，你哄哄它它会理你？我对母亲说，天快冷了，得防别人下药毒它哩。母亲回答我，它胆子小，只晓得围着我转，不往别处跑。和你小时候一样，村子外也不敢去。
吃饭的时候，就我们俩，母亲坐在我对面。随便吃随便聊，聊着聊着就聊到我下次回来的时间，这是我每次回家母亲必聊的话题。似乎是不舍得我走却又感到无奈。母亲还不糊涂，总是小心翼翼地询问。她说，父亲走了五个年头，快四整年了。今年冬至还回不回来。我说这些年都回来做冬至了，今年应该还会回来的。母亲笑了，很开心的样子。说着话，头不时地歪向桌子下面。我也歪过头。原来是“黄黄”不时用前腿在挠母亲的脚背，像猫玩捉老鼠的游戏。母亲用脚拐推推它，催它去外面玩去，等会会给它吃的。声音柔柔的，像是溪中的石块被水流冲圆了棱角，发不出哗哗的响声。我说，它听你话么？母亲说，听啊，不过它离不开我，离我不会远的，连晚上睡觉也都在房门边上。我好奇地盯着它。
果然，“黄黄”真的出门了，摇着短小的尾巴，屁股一扭一扭的，钻进夕阳下，像只小精灵。
（2024.11.27发表《新安晚报》）
大黄足足一个礼拜没吃食物了。
我判断它是受到了惊吓，用老家的话叫“黑到了”。家里人都用异样的眼神打量我，仿佛我不是这个家中的一员。儿子甚至笑我，说我真会想象，一条狗、一个动物怎么知道惊吓？我说，尽管这么久它没吃东西，但没影响到它的体形，就是说并没有瘦下来，依旧活蹦乱跳；也没有影响它的灵敏度、它的嗅觉；关键一条是没有一点病态的形状显现。我注意到它每次方便回来还能大口大口地喝水，于是就坚持自己的判断，相信自己的判断没错。
我的判断不是空穴来风。
一个礼拜前，一直浸泡在阴雨中的天空突然出了久违的阳光，尽管是像被云层筛出来的一样稀少，但在这个淡淡而又带有寒冷的浅春里算得上难得的了。妻子陪我送完孙子上学回来，就出门到院子里赶紧洗刷衣服。一旁的大黄先是哼哼唧唧，见没人理它，接着就大声吼起来，吼后又呜呜咽咽，似乎肚子里的排泻物要从几个紧裹着的缝隙里钻出来。它一急就来回急促地踱步，弄得拴在脖子上的铁链“哗哗”直抖。大黄的躁动不安明显影响到妻子的情绪，也许她在想什么心事，或者考虑买什么菜。大黄的吼叫干扰到她，于是妻子也吼，不过明显镇不住，她便吼我，一天到晚只晓得玩手机，天塌下来也不管。吼得我耳边嗡嗡响，只有出门。她说可以把链子解了，过年在家时也解过，它没咬人，连鸡也没撵过。妻子这话我信，以前在晚上放它出去过几回，一夜闲逛后，大清早它又乖乖回到院子里。大概铁链拴习惯了，初次解开听不到声响它觉得陌生。促使我敢松开铁链的还有一种自我安慰，大黄在派出所报备过，也打过防疫针，难得放它一次应该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走近铁笼。大黄面对着我，一脸媚相，粗壮的尾巴舞得呼呼有风。我伸出手摸摸它的头，它抬起有点皱纹的脸，伸出粉红色的舌头想舔我的手，很温顺柔和。我按下铁环，颈部的皮圈没有了铁链就不再是枷锁，变成了一道金色的项链。没有枷锁束缚的大黄掉头冲出院门，像一阵风、一缕消失了的烟雾。
太阳滑进云层，院子里也恢复了平静。
院子里的平静了，我听到村子里响起了更多的狗叫声。跑出来，站在巷子里两边张望，除了略带寒意的风，没见到大黄的影子，但耳边依旧有分不出方向的狗叫声。想来阳光之下很多的“大黄”“大黑”还有“花花”“白白”被铁链锁在看不见的角落里，它们有超强有嗅觉，嗅到了大黄在自然中奔跑的气息，也许开始有了对自由的向往，它们的吼叫不知道是在向主人示威还是抗争。更让我难堪的是西边隔壁的阿婆，她有点抖动的双手，使劲戳着祥林嫂式的竹杖，那有点沙哑的答答声急促而有力，像是要将厚实的水泥地坪戳穿。嘴里还在喃喃自语：“那能放狗出来呢？也不怕咬了人，吓到了孩子？”我只得向她作揖，并保证尽快把大黄抓回来。
穿过东边的巷子向北，空地上有鸟声，有猫咪戏耍，也有两条小花狗在打闹，但没见到大黄；从东边绕过，去南边马路上看看，一溜的小车子紧贴着窄窄的冬青，大黄应该进不了。回来，站在院子门边。大黄也回来了，只不过从我面前飞驰而过，像一支出弓的箭，射向前方，任凭我怎么叫，怎么怒火冲天，它像没听到一样，连头也不曾回望一下。
时光一点点流逝。中午，儿子回家了。和他说起大黄，叫他去外面找寻一下。他没说话，拎着铁链就出了门。片刻功夫，我听到了大黄的喘息声。去屋后空地，接过儿子手中的铁链，真想抽它几下，也就是那个时候，大黄的前腿不知道怎么插进颈圈边的铁环里，伸不直了，它跳着蹦着想从铁环里抽出脚，但没用，只能又吼起来，那声音尖利而急切，是一种哀嚎，像是觉得自己做了错事，会受到吊起来惩罚、甚至是杀掉一样，刚刚还乐观眼神里是极度的恐惧，绝望；继尔喘息的大嘴边，肌肉收缩下去，露出惨白而尖锐的牙齿，一副拼命挣扎的形态。我叫儿子勒紧链子，抱紧大黄的头，让它闭嘴。自己一手拽铁环，一手拽着大黄的腿往外拔。还好，几经折腾，大黄的脚终于拔了出来。就是那天晚上开始，大黄就没吃给它准备好的食物了。
我忽然后悔不该收养它，养着它却又不得不给它戴上镣铐，不能给它自由。想象一下，六七年的光景里，除了牵它出来方便外，大多数时间它都靠着铁笼走动在有限的距离中，或者钻进铁笼里，头插在胯下睡眠，不如一只自在寻食的蚂蚁。
如蛇般冰冷的铁链下，没有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