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皓之
天麻麻亮，匆匆吃过早饭，就和父亲去孟家沟割麦。
大约走了半个多钟头的下坡路，来到这片离家最远的麦田。这条路平时很少有人来，野草和枣子树长满了原来的羊肠小路，父亲只好用镰刀和钎棍重新开辟出一条小道来。这块麦地连着茂密的槐树林，去年又种上了几排洋槐，半人高的槐树和麦子共同生长着，黄绿相间。地头那稀疏的麦穗和杂草混和生长着，有的草比麦还高出很多。
天亮了，太阳还没出来。父亲在我前边开始低头割麦，他带个旧草帽，弯着腰，左挥舞着镰刀，动作娴熟，一会儿割掉一大片。父亲教了十年书，在县城当了二十多年的工人，现在退休在家，却俨然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我握着镰刀在地头的草丛中寻着麦子割。
父亲一边割麦一边叹息着。因为路远，加上三月份做了个胆结石手术，耽误了拔草。我说这么远的地，能长出个啥，别再种了。何况麦子又不值钱，你咋就不算账，还影响我的工作。父亲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便不再吭声。
太阳已经很高了，照到这片四面环山的麦田。父亲已经割完了这四分多大的麦穗，他抽了些长麦秆两手一拧，打起麦腰开始捆麦。他用两膝压住麦捆，两手交错使劲一拧，那蓝色的裤子磨出了两个大洞，露出红肿着的膝盖。望着父亲瘦小的身影，我心里酸酸的。这块地总共割了大小三十多捆麦。父亲催我赶紧回，说今儿个天气好，回去摊场还要碾麦哩。
我把扦棍上的绳子铺好，挑了四捆轻点的麦，一正一反插进扦棍里，将麻绳绕在扦棍上，绑好绳子，再插上三捆麦。父亲在后面扶着麦捆，我左腿一曲跪在麦茬地上，右腿半跪着，肩膀嵌进绳子里，两手轻轻拽着绳头，身子向前使劲一倾，就起身了。
我要给父亲扶麦捆，他说我背着麦，不好扶，他自己行，让我先走。我费力地一步一步慢慢爬上了孟家沟最陡的坡。回头望去，父亲正跪在地上，使劲往前爬，他在地里转了几个圈，终于站稳了身了，开始动身赶路。动作缓慢而艰难，瘦小的他看不到头和身子，只有高高的一捆麦，一摇一晃慢慢地向上移动着。
火辣辣地太阳照着，我喘着粗气，喉咙像有个火球在燃烧，两腿像灌了铅似的迈不开步子，汗水顺着额头、面庞流淌，脊背的衣服和裤裆早己湿透了。麦芒扎进我的衣领和裤腰里像针刺一样的难受，两面肩膀被绳子勒得钻心疼，我赶紧找个平台将麦捆放下歇会儿。这时，父亲已赶上了我，他奋力地抬起头望了我一眼，我也在注视着他，他的脸涨得通红，汗水差点遮住了眼睛，两腿机械的向前移动。我赶紧起身走，好给他留个地方歇一下，心里满是惭愧。经过七八次的歇息，父亲早已赶到我的前面去了。
我用了快两个钟头，终于把麦捆背回了场里，那沉甸甸的麦捆和我同时倒在了场里。
这些年家乡有了很大变化，原来的孟家沟麦田早己变成了茂密的槐树林，宽阔的水泥路面通到了田间地头。每年麦收时节，大型的联合收割机开进麦田，接着拖拉机将麦颗拉回来倒在门前或院子的水泥地面上，两三天就收割完了。
这些年，在酷热的夏天，顶着大太阳背麦、碾场的场景早已成了回忆，而每当回想起来，瘦小的父亲背影瞬间便瞬间高大起来，像家乡巍然屹立一座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