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十几年前一次同学聚会，有人问，你们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我当时正在啃一根糖醋排骨，嘴里的肉渣还没嚼完，鼓着腮帮子说：“找个很好很好的老公，生很多很多的娃，当一个优秀的科学家。”

那年我二十三岁，环境工程毕业，对未来有一大篮子的美好憧憬。那时我心中的理想生活，就像糖醋排骨一样，酸酸的，甜甜的，有肥有瘦，嚼起来觉得像是在美美的品味整个世界。然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在四年后的某一个清冷的夜晚，我身处异国他乡，在租来的小房间里一个人孤零零的啃着同样的糖醋排骨，悲壮的咯掉了一颗大牙。

如今，我三十五岁，找到了一个很好很好的老公，生了一个善良可爱但不是很聪明的娃，去年刚刚辞掉一份稳定的工作。如果看到这个画面，23岁的我肯定会皱着眉头说，说好的科学家去哪儿了？你的理想生活去哪儿了？如果有机会和她对话的话，35岁的我会看着她，微笑着说，这就是我的理想生活呀。

从小到大，我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

老师说：“你应该学好数理化，这样走遍天下都不怕。” 于是我吭哧吭哧的解微积分，算摩擦力，配平化学方程式，把心里那个一直喊“不要不要”的小人儿狠狠的关在笼子里。

父母说：“你要认真学习，考上大学才能有出路。”于是我上课时竖着耳朵认真听讲，每天按时完成作业，把“力争第一”四个大字贴在卧室的墙上，把自己写的小诗锁在了抽屉里。

同学说：“你得出国，出国读完博士才能找到好工作。”于是我发愤图强考托福GRE，调研北美高校和导师，收到一个牛逼闪闪的导师的offer，登上飞往遥远国度的飞机。

我一直以为这所有的一切都顺理成章，直到有一天。那天，多伦多的天气特别的美好，绿油油的草坪上有人读书，有人拥吻，远看去像一幅油画。我穿着不合身的白大褂，戴着罩了一半脸的防护眼镜，面无表情的拿着移液枪往烧杯里滴化学试剂。在液体滴下的那一个瞬间，我好像忽然看到了五年后的我，同样的白大褂，同样的防护眼镜，更加漠然的脸。我放下移液枪，心里一阵恐慌。

我是谁？我到底想做什么？十年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子？

这些问题的出现彻底颠覆了我在过往的二十几年早已计划好的人生道路，让我有点害怕。

虽然还没找到答案，但两周后，我给导师发了邮件说，教授，抱歉我无法继续博士学习了。

导师说，育楠，你要好好想想你当初为什么来到这里读博。

我回答说，教授，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想好。我只是知道，我不能继续了。

接着来的是几年“动荡”的日子。我回了国，在几个城市奔波，先后就职于研究院、民营企业、外企、高校，遇到过控制欲极强经常半夜打电话聊天的领导，住过建在化工厂里弥漫着硫化氢味道的员工宿舍，走过水力发电站旁一眼看下去深渊万丈的悬崖。在旁人看来，这是我当初任性决定必然要付出的代价。而对于我来说，这简直是不能再宝贵的经历，因为我离答案越来越近了。

再后来，我和男朋友结束了异地恋，结了婚，生了孩子，安顿在上海。

如果按照23岁时的标准，那我理想生活的目标算是完成一半了。但是恰好相反，在有了孩子之后的一年里，我觉得每天都生活在地狱。

睡眠不足。身材走样。和老公吵架。对渺茫未来的担忧。那时我每天都在幻想的画面是，把孩子老公打包扔到垃圾桶里，背上行囊策马扬鞭远走他乡。

然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生活用接近残忍的方式，把我往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狠狠的推了一把。

在我倒数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叫阿莊。阿莊表面看来是典型的上海姑娘，漂亮，自信，活泼大方，不拘小节。但深入了解之后，你会在她身上看到很多闪闪发光的东西，比如热爱读书，文采飞扬，积极乐观，对人对己都非常的宽容。工作的时候一直把她当成偶尔会互相借书的有点特别的同事，却没想到后来成了一起追寻人生答案的同路人。

在我的生活最昏暗无光的时候，我找到了阿莊。

“既然我在有了孩子之后会经历这么多的痛苦，我相信和我一样的不止一个人。我们做一个妈妈互助平台，帮助自己也帮助别人，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是我的真诚和几页纸的proposal打动了阿莊，还是她头脑一热，反正她没怎么考虑就答应我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Happy Mom Union。

后来的故事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了。我在HMU小伙伴的鼓励和支持下，慢慢走出了产后抑郁。我开始读书，运动，冥想，自学积极心理学，学习写作，练习正念，学习教练技术。我慢慢的学会了自救，也慢慢的开始帮助别人。如果说当年给导师的那封邮件关闭了一扇我不想去推开的门，那么在这之后，我不断的探索，终于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从这扇窗看出去，我看到了阳光和彩虹。我看到了在绿的不像话的草坪上，有人读书，有人拥吻，这一切就像油画那么美。而我，也将成为这画中的一个人。

在我的面前，坐着23岁的我。她朝气蓬勃，神采飞扬。她疑惑的问：”这就是你想要的理想生活吗？”我看着她的眼睛，微笑着，从容地，一字一句的说：“是的，这就是我的理想生活。”

酸酸的，甜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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