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起先是“复字号”称雄包头，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他成为“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财势跻身全省富户前列。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急流勇退，将商务全权委任长子及长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而“在中堂”后来败落的直接原因是战争爆发。1938年，大片国土沦陷，“在中堂”自然在所难免。
乔致庸成为商场巨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他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礼遇聘请阎维藩。阎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作主曾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氏大为感动。阎心想：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对他如此礼遇，实在三生有幸。致庸之子又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阎氏来到乔家，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36岁，致庸更是感叹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