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的冬季里，只有芦苇挺着纤弱的身子迎着凛冽的西北风左摇右摆。一场雪飘落在泥土上，霜再打下来，松软的雪地上便又结起一层冰，万籁俱寂，偶尔听见一记爆竹声，响彻云霄。我会在清晨登上屋顶，看着一轮红日升过远处黑色的杨树林，散发出明媚耀眼的光芒。

十多年前，我曾日日夜夜生活在这个村庄，看四季轮回，浑浊的黄河水奔腾地灌溉着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壤。我曾折断过这路边的一颗杨树苗，如果它还活着，应该也能昂扬地挺立在河套平原，直指深蓝的天空。可我却拿着它横扫了一片庄稼地，无数向日葵被拦腰折断，那些橙黄色的花朵，落到地上仍然笑得像一缕阳光。

我将纯白的口罩挂在带着刺的红柳上，然后蹲坐在雪地里看一条蜿蜒的兔踪伸向远方。这个位置夏天时是一片麦地，我曾被人追赶到这里，在漫天星辰下匍匐在地上，听着剧烈的心跳声撞击着松软的土壤。我本打算把邻居家废旧的发动机偷出来卖个好价钱，攒着为父母修一栋大房子。而今，那栋破旧的泥坯房仍然住着，时间并没能改变什么，只是把人活生生地拖向了岁月的另一边。

那年爆发了“非典”，所有出门在外的人一夜之间都回到了村里，我只记得周围突然出现了一帮光鲜靓丽的城里娃。有个跟我年龄相仿的女孩，指着我露在外面的大脚趾头问：“你没有球鞋吗？”我说有，但要等到开学才能穿。第二天，她把一双打着“对号”的白色球鞋塞到我的手里说：“我爸没穿过的”。夜晚，那双球鞋跟天上的月亮一样皎洁，我和她坐在麦垛上，忘记都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清晨的露水打湿了我们的头发。

后来那女孩突然消失了一个月，我翻了很多道墙，爬了很多扇窗户，甚至把耳朵贴在烟囱上仍未找到她。再见面时，我们一起在麦场上丢沙包，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又突然像只老虎一样咆哮起来，吼到声嘶力竭时泪流满面。

当初的麦场铺了青石板，上面修了些健身器材，有几个小孩儿将篮球扔在地上踢来踢去。

硬化的路，新修的砖舍，以前的东西都被推到了偏僻的角落里慢慢老去。人的心似乎也变得更加坚硬，外面的世界让人遍体鳞伤，我们将冷漠的面孔乘着车带回了故乡。我也像是一位远道而来的旅人，碰见谁也只是寒暄几句，我向母亲探听儿时玩伴的近况，内心却期待着生活的另一份悲惨。

老家在我眼里慢慢的只剩下冬日的景象，只是在三年前姥姥的葬礼上才又看到那漫无边际的绿色。一条大雾弥漫的村路上，有无数彩色的蝴蝶、蜻蜓，野草伸出水面，缠绕在树干上。我和表哥在灵前喝得烂醉如泥，当了五年兵的他被世事折磨得佝偻了身子，却像个相声演员一样，充满了欢声笑语。自始至终我们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只是长跪不起，让烈日灼心，让膝盖下的草钻到血里肉里。

出门在外的人们因为“新冠”又都回到了村里，当初的孩子早已变了模样，现在还随时随地戴上了一副口罩。可村口野滩里放羊的白姓老汉却能一眼辨认出来，他曾指着开裆裤里露出来的“雀儿”断定我们未来的人生走向，村里有一半的生瓜蛋子被他说成是能干县长的料。他满脸通红的站在地沿上，头上还冒着股热气，老爸说他这些年吃了上千颗羊宝，可惜就不知道娶个老婆。

排干渠里的冰被冻透了，冰层下面是已经干枯的土地，有一两只老鼠像鱼一样游来游去。我站在这里只要闭上眼，就会看到一副轻巧的身子奔跑在原野上，一直跑到那年夏天的某个黑夜里。我跳进了同样黑色的水里，那水流瞬间变得凶猛湍急，翻卷的泥沙里像伸出了一只只干瘪的手，缠绕在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我拼命地爬上了岸，光着身子穿越了整个村庄，再看到家门口的破栅栏时，像是重获了新生。

就这样走走停停，模糊的影像和声音伴着刺骨的西北风拍打在我脸上。这天空湛蓝，那轮红日已将村庄染成了金黄色。我看到路的尽头走来一个背着破旧书包的少年，我和他不约而同地俯下身体，捡起地上的一块儿土坷垃，用力掷向天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