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三杰.留候张良

齐王韩信，留候张良和宰相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这三个人的能力被刘邦认为是自己之所以取得天下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这三个人给后世留下了众多无比精彩的典故，传说和故事，一代代中国人从他们的故事中汲取着生命的营养。先说韩信，这是个在中国历史上“军神”一样的存在，论冷兵器时代军事指挥的水平，如果韩信称第二，在中国怕是没有人敢称第一。韩信尤以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而著称，历史上广为流传着一个典故，所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但是从个人的心性上来讲，尽管韩信也有早年承受胯下之辱的涵养和担当，甚至在大权在握后对曾经侮辱过自己的人也宽宏以待，显示了博大的胸襟。但也就仅止于此了，观察韩信后来的诸多首鼠两端，甚至畏手畏脚的，在政治上极为幼稚天真的行为，不难判断韩信内心的脆弱和自卑。可以这么说，韩信对政治，对人生际遇，包括对自己的大老板刘邦都缺乏真正的洞见，这使得他丧失了基本的安全感，从而也使得他周围的人，尤其是那些在他之上的人逐渐对他失去了信心，他的命运是被注定的。

总之，韩信更像是一个刘邦的打工仔，一个首席军事技术工程师，一个高技术的工具。但绝不是一个真正的合伙人，韩信恐怕根本没有能力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所以，他的命运只能是悲剧。韩信死的时候才35岁，一个35岁的男人，从某种角度讲，他真正的人生甚至都还没有机会开始。

再来看丞相萧何。要说人生的传奇和华丽，萧何根本没法和韩信相提并论。萧何以扎实的组织，治理国家的才干，以及对人心，世故的洞达著称于世。勤勉，富有效果的工作和关键时刻的政治嗅觉以及坚忍持重保证了萧何职业履历的完美和基本的善始善终。

基本没有遗憾恐怕就是萧何人生的最大遗憾。萧何出道时，和刘邦一样，年纪已经不小了。在他们身上，已经很难看到年轻人的天真和轻狂，当然，也很难看到年轻人的热血和激情，造反，之于他们，更多的恐怕就是一种生活，和平常的生活认真说起来也别无二致。

萧何一生中最大的亮点，或曰最大的激情，在我看来就是著名的历史桥段“萧何月下追韩信”。因为，此时的萧何，显而易见，有着对和刘邦共同事业的无限激情，以及不由自主的对一种卓绝才华的倾心仰慕，这是一颗富有激情和正义的心灵才能拥有的行为。

最后，我们来看留候张良，他才应该是我们真正关心，和倾慕的人。

张良，世家公子出身，祖上均是韩国高官。秦灭韩后，张良痛失家园。他倾尽家财，组织刺杀秦始皇，亲自参加了著名的古博浪沙刺秦行动，虽败犹荣。张良刺秦从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中最为知名的故事之一。这个时候的张良，一腔热血，满腔愤怒。他像一个勇士一样的行动，毫无畏惧，一往无前。他漠视生死，自己的和别人的一概漠视，这完全是一种战士的心境，他一心追求复仇和恢复故国。是不是有点熟悉，这不就是当今的伊斯兰战士在做的事么。张良在大秦帝国的眼里，和中东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在今天美国政府的眼里，应该是差不多的，眼中钉，肉中刺，典型的恐怖分子。

青年时代的张良和同样青年时代的韩信，对于突然加之的屈辱有着不同的反应。韩信选择隐忍，因为韩信有着巨大的抱负，没必要在有些无聊的事情上将自己置身险地。张良选择以暴制暴，以血还血，毫不妥协。因为他心中的怒火无法遏制。当然不能简单地给出一个所谓高下的评价，他们两人背景迥异，处在不同的地位，环境下得选择只能说各得其所。但泛泛观之，韩信的选择我们一般认为更“中国”一些，而张良的选择更极端，更血性。

可是，放大来看，少时隐忍，退让的韩信却死在了妄自尊大和头脑简单上。反倒是青年时代嗜血无畏的张良成为了刘邦最好的合作伙伴，并安然度过了大开大合的一生。其中玄机，耐人寻味啊。

继续说张良。当张良心中的愤怒逐渐平息下来，也许是秦始皇的去世使得他丧失了报复的具体对象，他世家公子出生的见识和才华逐渐开始得以展现了。他把个人的仇恨转化成了重建国家的的努力。这对张良来说应该不算难，毕竟他的祖祖辈辈都是韩国重臣，耳濡目染之下，他很容易就能进入到国家层面的思考。为了复国大计，他需要思考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各种各样的理论准备，还需要结交各种力量和社会关系，比如和刘邦的联合。

总之，在血与火的磨砺下，在对历史的痛苦反思中，张良快速地成熟了起来，他开始以一种真正的政治家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起初，张良和刘邦的联系并不算紧密。张良只能算是刘邦个人的朋友，和刘邦权力集团的外围谋士，或者战略顾问这样的角色。于张良而言，他心中迟迟无法放下恢复故国的志愿，或者说执念。他三番五次地尝试和努力，都遭到了失败。这个时候的张良，应该说是痛苦和迷茫的。最后解除他痛苦的人应该说还得算霸王项羽，前206年，项羽不知何故，在彭城处死了毫无实权的韩王成，韩王成是张良一手拥立的韩王，是多年的工作伙伴。他的死几乎浇灭了张良心头恢复故国的最后一丝希望。

项羽诛杀韩王成的原因，有两个猜测，都和张良有关。其一是项羽想得到张良的效忠，但无奈张良的君主尚在，无法实行，故不得已为之。要知道，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伦理风尚在君臣大义上是极端重视的，尤其是像张良这样的世家弟子，对主君的效忠几乎是完全无条件的。这个情形有点像后世的日本封建时代的状态。

其二，通过杀韩王来报复张良此前在一些事情上对刘邦的包庇，张良的一些谋划和建议有误导项羽集团战略选择方向的嫌疑。当然，这种事情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事。毕竟，别人的谋划和建议总是一面之词，最后还是得你自己说了算。所以，吃了亏的项羽把一腔怒火发泄在了毫无反抗能力的韩王成身上。

以上只是猜测，而且这两种猜测的基础都是说，张良在项羽的心目中很重要。可是事发后很短时间内，张良便从项羽的都城，彭城逃了出来。显然，对张良的防范很松懈，总之，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姑且一听吧。

要活下去，还要建功立业，投奔刘邦恐怕是此时的张良唯一的选择。

同年冬天，再无牵挂的张良正式入伙刘邦，受封为成信侯，从此常伴刘邦左右，成为画策之臣。刘邦的诸多最为紧要的战略决策背后都有张良的影子。

这一次变故，在我看来，是张良一生中最大的转变。他从一个“民族主义者”正式地成为了一个“帝国主义者”。当然，那个年代中华大地上还没有现在我们所谓的民族，张良效忠的是他的韩国，和韩人而已。当韩国已然不可恢复的时候，张良只能接受为更大的目标，也就是一统天下而工作了。很难说是被动的接受，还是张良真实地意识到了时代的变化，和新的政治形态的来临。

我想，即便张良并没有明晰地确认统一的帝国模式才是华夏大地的未来。但以他所受过的历史和传统的教育，再加上戎马半生的拼搏和持续不断的思考，应该能模糊地意识到，他先前不共戴天的仇敌，大秦帝国，恐怕并不像他年轻的时候所认为的那么罪恶，那么不堪，这个庞然大物所带来的也未必全都是不可接受的事情。他张良，应该努力帮助刘邦去实现将整个国家统一起来的梦想，这也许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总之，作为刘邦集团的首席战略官，张良主动，或是被动的在政治上成熟了。他顺应了时代的呼唤，统一中国。

前204年（汉高祖三年）冬，楚军兵围汉王于荥阳，双方久战不决。楚军竭力截断汉军的粮食补给和军援通道。汉军粮草匮乏，渐渐难撑危机。汉王刘邦大为焦急，询问群臣有何良策。谋士郦食其献计道：“昔日商汤伐夏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秦王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灭其社稷，使之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之后，六国君臣、百姓必皆感戴陛下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便能南向称霸，楚人只得敛衽而朝。”

简单说就是让刘邦分封天下，然后指望这些封建诸侯们来勤王灭楚。这其实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夸夸其谈，当时刘邦并没有看到它的危害性，反而拍手称赞，速命人刻制印玺，使郦食其巡行各地分封。

张良一听说此事，立刻强烈反对，并向刘邦陈述其中利害。当然，张良用的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那一套说辞，这个太复杂了，不是刘邦这种大老粗能理解的东西。张良用的是最朴素的人情世故的道理，也是刘邦最擅长的东西说服了刘邦，你把土地和财富都分给了那些不相干的人等，那我们这些拼死拼活地在这打仗的人是为了什么呢？为了你刘邦，也是，您是有那么些魅力，但也还没大到值得我们付出生命去追随吧，我们是为自己在打仗。就差说，你能领导领导，不能领导换人了。

刘邦何其聪明的人，一听就明白了怎么回事。而且刘邦还格外敬重这样坦率直言的人。刘邦和张良的君臣际遇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那绝对可以算得上是楷模。能成就这样的的关系，其本质原因是他们二人都是真正的英雄，他们是一个层级的人物，他们是各自领域里面最为顶尖的选手。

这样的一次论战后，统一中国就成了刘邦集团的核心意志，不再动摇。张良为刘邦出谋划策，屡建功勋，但这一次驳斥分封，坚持统一的战略方向，我认为是张良最大的贡献，因为它在最大的战略方向上保持了和中国大历史前进步调的协调。也自然就具备了保证汉帝国扬帆远航的基本条件。同时，就我们的主人公而言，这也是张良本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最高峰。

就在大汉帝国横空出世的时候，张良，作为他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却选择了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逐渐远离了权力的核心舞台，退出了权力的争夺，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保持了一个超然的态度。这才是张良被后世的人们所敬仰和不遗余力地赞颂的最主要的原因。这种适可而止，含蓄淡然的态度在中国文化内核中近乎于一种永恒的追求。它在更深的层面上代表着中国人对美，对永恒的认知。

张良，一个乱世中国破家亡的世家公子，一个血脉喷张的决死刺客，一个经天纬地的政治天才，一个青灯古卷前的孤独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