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出生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山东诸城人，字崇如，号石庵。不过，对于他的名号人们更为熟知的是其绰号“罗锅”。一提起“刘罗锅儿”，人们便觉得很亲切，然而，刘墉究竟是不是罗锅呢？
据说，“罗锅”二字是乾隆帝亲口所封。一日乾隆帝闲来无事，故意拿刘墉的生理特征取乐，赐封他为“罗锅”，还题了一首诗：“人生残疾是前缘，口在胸膛耳垂肩。仰面难得见日月，侧身才可见青天。卧似心字缺三点，立如弯弓少一弦。死后装殓省棺椁，笼屉之内即长眠。”
这首诗确实刻薄，刘墉却不急不恼，提笔回了一首诗：“驼生脊背可背粮，人长驼背智谋广。文韬伴君定国策，武略戍边保安邦，臣虽不才知恩遇，承蒙万岁赐封赏。别看罗锅字不多，每年白得两万两。”原来按清朝惯例，凡是皇帝赐封了名号的官员，吏部每年要给2万两银子。这个故事反映出了刘墉的机智。
其实这个绰号与乾隆帝无关，是嘉庆帝封的，而且嘉庆帝说的不是“罗锅”而是“驼子”。据史书记载，嘉庆帝偶尔称刘墉为“刘驼子”，但当时刘墉已年逾八旬，再加上他常年伏案读书，难免会弯腰驼背，不能以此推断刘墉年轻时便是个罗锅。相反，从种种史料记载来看，刘墉即使算不上相貌堂堂，却也不至于身有残疾。
这要从清代的选官取士标准论起。在封建社会，要想参加科举考试，必须符合“身、言、书、判”4项标准。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言，即言谈举止，需要口齿清楚，语言通顺明晰；书，即书写，字要写得工整，以免潦草误事；判，即思维能力，需要头脑敏捷，审判明断，不能当糊涂官。在这4项标准中，“身”是最直观的，也最为重要。
相貌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来，按照规定，举人会试三科不中，可应考“大挑”科。这一科不考文章，也不考口才，只论相貌，标准是“同田贯日身甲气由",以字形来比拟身体，“同”指长方脸，“田”指四方脸，“贯”指方头大脸身体直长，“日”指高矮肥瘦适中，符合以上这四个字便有入选的可能。“身”指身体歪曲，“甲”指头大身体小，“气”指肩膀一边耸一边平，“由”指头小身体大，凡是与这四个字有关者，落选无疑。清代官场重视官员相貌，而乾隆一朝又为之最，刘墉既然是科举出身，那么就不可能是罗锅儿。
刘墉一生廉洁奉公，为官清正，这与刘家的门风有很大的关系。刘氏家族是诸城当地的名门望族，他的曾祖父刘必显是顺治年间的进士，祖父刘棨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亲刘统勋位极人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深受乾隆帝器重，死后被谥为“文正”，这是清代对大臣最高的评价。
刘墉生于官宦之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然而不知何故，他却一直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刘墉才因父亲的关系，以恩荫举人的身份参加了当年的会试和殿试，并获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后升至翰林院侍讲。乾隆二十一年（1756），刘墉外放做官任安徽学政，在此后的20余年里，他基本担任地方官职，历任学政、知府、巡抚等。在任期间，他办事正直干练，雷厉风行，整顿科场积弊、官场恶习。他为人清廉，一文不取，遇事敢作敢为，不怕得罪上司。
乾隆三十四年（1769），刘墉授江宁府知府，在一年多的在任时间里，他不畏强豪，屡破疑案。创作于嘉庆初年的弹词《刘公案》便主要是以刘墉在江宁知府任上决断疑案，为民伸冤的故事为蓝本改编而成的，可见他在江宁知府任上确实有政绩，是难得的清官。与此同时，刘墉也有不光彩的一面，他身为清朝的忠臣，不遗余力地维护清室的统治，推行文化高压政策。乾隆二十六年（1761），刘墉担任江苏学政。这一年，江苏沛县监生阎大镛因抗粮被捕入狱，刘墉派人到阎大镛家搜查，结果搜出了他认为有问题的诗稿，急忙上报乾隆帝，结果阎大镛因诗稿中有字句犯讳被斩首。
乾隆四十三年（1777），刘墉第二次任江苏学政。江苏东台县举人徐食田兄弟因土地买卖纠纷，被同乡蔡嘉树告发其祖父徐述夔的文集《一柱楼诗集》中有悖逆之语。刘墉审阅，发现其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诗句，他如获至宝，上奏乾隆帝，最终酿成大狱。徐述夔及其子虚怀祖被开棺戮尸，徐食田等人被斩首，多名官员遭到革职、流放的处分，刘墉以劾举徐述夔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学政绩显著，迁户部右侍郎，后又调任吏部右侍郎。乾隆四十七年（1782），刘墉调任回京，任三通馆总裁，兼任吏部尚书，都察院左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