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日凌晨，《时间的朋友2017》跨年演讲落幕。今年罗胖说了哪些要点？对我们的2018年有那些建议？我把自己的理解，整理为上，下两篇笔记。

先回顾一下六个问题：
1、不是强者，还有没有登上舞台的机会？
罗胖说：我们在平凡的工作中一样可以创新，二三线城市一样有机会可以登上舞台。

2、刚刚进场者，有没有可能找到新的玩法？
罗胖说：新玩法总结有两个：1、为新入网人群创造新的连接器，形成一个生态；2、关注超级用户，给他们荣耀感。

3、如果我跟不上变化，会不会被淘汰？
罗胖说：真不一定。只要你的行为方式，是推动效率，你不用管什么转型问题。所以做最好的自己，做得越来越新，越来越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以最高的效率，来迎接这变化的世界就可以。

4、中国经济增长，会不会有刚性的制约因素（天花板）？
5、中国经济增长，有没有可持续性？
6、中国能不能赢得良性全球发展环境？

还有三个问题的内容，下面继续总结。

问题四的回答：中国经济增长，会不会有刚性的制约因素（天花板）？

思考中国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已经不能局限在中国本事之内，要放在全球框架内思考。全球框架，已不再是地图板块之间的拼图结构，而是基础设施、航空、高铁、桥梁、通讯电缆等吧世界连接成的点状网络。中国的50万海外施工大军，正在构建这样的互联互通，把世界拧成一股一股的绳，这个绳上，会发生一个极其有趣的事情，叫拔河游戏（拔河游戏这个词，是《超级版图》这本书，提出来的一个非常天才的比喻）。

这个世界正在变得没有边界，所有都混为一体。中国致力于的拔河游戏，把所有的国家地区，大家的人口资源，资金技术，通过互联互通的技术，放在一条供应链上，休戚与共，我们要争的，仅仅是谁的主导权多一点。拔河游戏谁占便宜？胖子多得人占便宜，为什么我们要参加拔河游戏，中国人多，容易主导价值移动的方向，这是中国现在在全球释放力量的重要方式。

拔河游戏的实例：有一种特别牛的音频芯片，做台式音响用的，特别贵，技术特别高端，因此它的制造商也就特别高冷。高冷到什么地步呢？无论甲方提什么要求，他们的回答就一个字：“不。”直到有一天，中国的vivo手机也找来谈合作，面对他们习惯性的“不”，vivo的代表说，我们想把这个芯片放到手机里，所以需求量很大。
美国人高冷地说，能有多大？vivo淡定地说到：“也就几百万片吧。”
这是什么概念？是他们最大订单的几百倍。几百万片是什么概念？是vivo出货量的十分之一? 后来的故事就很简单了，美国人从了，芯片从那么大变成了这么小，装进了手机里。在vivo的主导下，这个芯片的产量从20万片增长到1200万片。这是用规模（人多拔河力量大）去主导产业链的活生生的例子。

还有个例子：宝马已经101年了，典型的德国公司。但宝马最新的5系车，三分之一的购买者是中国人。所以新5系的12项功能，专门为中国开发的。而且这辆车很多测试，是在中国国土上完成的。没办法，用户都在中国，宝马必须这么做。不止于此，宝马在历史上破天荒的把他们最核心的技术，就是汽油发动机的生产，放在了中国，这在宝马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这种生产线是出来不会出德国的，但是没办法，必须放在中国，因为这里有消费者。所以我们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考虑宝马这个品牌，它出生在哪里，也不考虑它的工作人员国籍，再过一些年，请问宝马是德国公司还是中国公司，不好说。这就叫拔河。

所以说，中国发展，经济增长，会不会遭遇资源天花板，答案是可能不会。因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拔河游戏。罗胖把这第四个脑洞，称之为叫拔河脑洞。

问题五的回答：中国经济增长，有没有可持续性？（终点站脑洞）

21世纪初，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但有人说，中国干的是低端产业，“世界工厂”的地位迟早是要交出去的，这就是可持续性问题。过去几十年，一旦出现有企业要搬走，都会引起舆论上的一阵恐慌。台湾的鞋厂要转到东南亚去了，富士康要走了，福耀玻璃要去美国了，民工荒了。但是我们中国正在吸引全球的制造业往这儿集中，好像并没有发生那些恐慌的事情，这是中国一个特别难解的迷。

中国人刚刚加入全球化的时候，确实只造自己有比较优势的东西。
其实就是苦活、脏活、累活。但是到2017年的时候，我们在造什么？大飞机、高铁，从PC到手机，从人工智能到生物制药。但是，我们与此同时，还在造服装、造企业、造袜子。中国怎么哪个行业都是优势，这是中国在问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不管是日本的实践，还是西方的理论，都开始很难解释中国的现实。

其实，中国的制造业在不停的通过细分，来提高效率。分工细到什么程度？小店里面，卖得最便宜的打火机一块钱一个，上面有28个元件，在浙江的一个村子里面，它就是分成28个工厂生产，再组装。中国这么大规模的产业链，那么大规模的市场需求，那么多专业化细分的小公司，小工厂，小企业，组成了一个像积木一样，可以动态整合的供应链。这就构成了制造业的弹性。

一但市场需求有变化的时候，这些小厂可以在中国诺大的市场需求中轻松找到自己的生存机会。也可以重新组合，实现新的产业链。王煜全老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未来世界产业格局的演化，是美国创新、中国制造，全球市场。王煜全老师还有一句重要的话，不要以为只有高科技是高科技，能够帮助高科技企业实现大规模量产。这个产业链的能力，就是刚才说的效率和弹性，这本身就是高科技。

原来的全球化，是产业间贸易，就是我们两个产业间做贸易，比如说我们中国人80年代干的，用十几亿条裤子换人家一架飞机。但是中国现在所处的全球化是产业内贸贸易，比如说苹果，它想制造一台iPhone，它要在全球布局它的产业链，很多国家，都要卷入同一条供应链，像刚刚说的拔河比赛一样，这个时候咱们中国人就有机会了。我们人多，我们规模大，所以中国的规模本身就是能力。

还是制造苹果手机的例子，现在苹果的生产链上需要8700名工程师。他们不是普通工人，是在生产线上，监督普通工人干活的工程师。可是全美国一年毕业的所有工业工程师，不管什么行业，是不是电子产品，一年毕业的才7000人。苹果怎么能搬回美国去？美国人多少年没有生产过电子产品，他哪来的这么多人才，可是这样的人在中国，要多少有多少。

所以中国制造，也正如我们前面讲的，“大者越大、强者恒强”，当然，这里面也有例外。某些事情，确实可以转走，比如说对于物流价格特别敏感的产业，比如说低标号水泥，福耀玻璃，可以转走，但是请注意，他只是工厂转移，不是工业体系转移，工业体系高度依赖于供应链，他转不走，还有向东南亚的转移，那是以中国为中心，供应网络的自然扩张。越南已经是耐克鞋最大的生产商，你以为他生产了耐克鞋吗？只是在越南组装而已，真正生产的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供应网络。所以越是向东南亚转移，越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效应网络，结果越是整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制造业网络，弹性更好、专业化程度更强。向这个网络之外的产业转移，变得更加困难。

结论来了，中国是这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终点站。我们刚才问，中国经济有没有可持续性？答案是中国不是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其中一站，而是最后一站。

问题六的回答：中国能不能赢得良性全球发展环境？（枢纽脑洞）

中国在全球的角色，不是我们争取来的，是世界格局的发展，把中国塑造成了现在的角色。中国制造，正在成为世界的穷国和富国——最先进的创新国家和原材料国家之间，不可缺少的连接器。中国是世界的十字路口，是世界的路由器。（这节主要说的是施展老师，写的一本书《枢纽》的内容）

《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戴蒙德说：这是过去一个国家衰落，影响的是你自己，现在一个国家衰落，你影响的是全世界所有地方。所以西方国家最近，也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不想办法输出繁荣和秩序，你就会被输入贫穷和动乱。

于是、西方国家向非洲等贫困地区，提供贷款、物资、医疗、教育等等，但这些善良的愿望和初衷，反而摧毁了非洲的经济。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几百亿美元，但是我们不全是援助，我们在建造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把非洲的人口、村镇、劳动力和资源，连接到全球网络当中。就是中国这样的枢纽，才能把一个所谓的援助过程，一个简单的援助的动机，转化成在当地可繁衍，可迭代，可次生长的具体的经贸过程。目前中国这样的地位，谁也无法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