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治各种执著

在此阶段，修行者还面临另一大修行障碍——执著心。执著心之对治，贯穿修行始终，我执、情执、法执，破除诸如此类的各种执著，皆需要从见地上和行为上下很大的功夫。在修行初期，以对治我执为主，而我执是烦恼之根源，包括执我之身、执我之名相、执我之实利、执我之知等内容。

在前文论“我之空性”时，对身体之四大假合本质已做过论述，此处不赘。现以人之区别对立思维的角度，来分析我执。因人执于自身之存有，便产生了“我”与“非我”之界限，继而产生“我”与“非我”之对立。《齐物论》言：“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所谓的“我”，与“彼”相对应，没有“彼”则没有我，当人执著于“我”之存在时，已经设定了一个对立面，否则无法界定“我”之存在，有“我”则必有“非我”或“彼”。那么产生这一切的原始力量为何？是否真有主宰？这是庄子对于“我”之根源所做的探寻追问。《齐物论》又言：“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我”一旦成为存有之形体，便不由自主，在世间与“我”之外的事物互相对立、彼此消磨，无法停止，直至生命终结，也不能明白其何来何去，存在有何意义。庄子所哀叹者，正是“我”之人生轨迹，也是世人无法超越我执时的人生轨迹。

修行中，执著于“我”之存有，便会产生很多障碍。因与“我”相关的一切事物，皆可以“我”作为评断标准，分立为“是我”“非我”；“属于我”“不属于我”；“有利于我”“非有利于我”等等，可以列出很长一串条目，因此，生分别喜恶，又衍生出更多执著。

例如“我”之名与实。名实最初是作为哲学命题岀现的，名即名称、概念和形式，实即实际的内容。先秦有所谓“名家”，专以事物的名实为研究对象，提出“合同异”“离坚白”等论说。庄子在《天下》中，总结了当世之主要哲学流派，对名家及其权威人物惠施的评价，多有不认可与戏谑，如“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言其名实之论没完没了，徒耗身心，“惠施不能以此自宁，散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悲夫！”但孔子对于名实问题并不如此认为，孔子主张“正名”，强调名实相符，言行一致。孔子之所以要“正名”，原因在于礼乐崩坏，人所行者与其名不相符合，多有僭越，为使其行为规范，合乎其名，孔子提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名在此处，便具有了两重意义，一是为行为提供合理依据；二是以名来规范行为。孔子初衷固然是好，正名也确有其功效，但后世渐渐产生了一些偏颇之处，如过于重形式，重声名，甚至以名盖人。如《荀子正名》说：“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荀子完全以正名的形式来确立等级森严的制度和法规。

（待续）

附：作者介绍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复旦大学肿瘤研究所“人文导师”。曾获“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甘肃省拔尖创新人才”“2015年中国品牌文化十大人物”等称号。著有长篇小说：《野狐岭》《深夜的蚕豆声》《凉州词》《爱不落下》“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诗集：《拜月的狐儿》；文化著作：《一个人的西部》《大师的秘密》（8卷）、《佛陀的智慧》（3卷）、“光明大手印”系列（10本）、“雪漠心学大系”《文化传播学实践教程》《雪漠心学概论》《雪漠智慧课程》等；文化游记：《匈奴的子孙》《堂吉诃德在北美》《山神的箭堆》《带你去远方》。作品入选《中国文学年鉴》和《中国新文学大系》；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2004年度“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第二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奖项，连续六次获甘肃省委省政府颁发的“敦煌文艺奖”，连续三次获甘肃省文联和甘肃省作协颁发的“黄河文学奖”；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三次入围“茅盾文学奖”。